1965年起，丁肇中领导的实验组在联邦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束流能量为7.5×109eV）上进行了关于量子电动力学和矢量介子(ρ,ω,φ）的一系列出色的实验工作，其中包括光生矢量介子、矢量介子衰变的研究、矢量为主模型的实验检验、ρ、ω、φ介子光生相位的测量和ρ、ω介子干涉参数的精密测量等，推进了对矢量介子的认识（见介子）。还在实验上证明了量子电动力学的正确性。
1972年夏，丁肇中实验组利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3.3×1010eV质子加速器寻找质量在(1.5～5.5)×109eV之间的长寿命中性粒子。
1974年，他们发现了一个质量约为质子质量3倍（质量为3.1×109eV）的长寿命中性粒子。在公开发表这个发现时，丁肇中把这个新粒子取名为J粒子，“J”和“丁”字形相近，寓意这是中国人发现的粒子。与此同时，美国人B.里希特也发现了这种粒子，并取名为ψ粒子。后来(1975)人们就把这种粒子叫作J/ψ粒子。J/ψ粒子具有奇特的性质，其寿命值比预料值大5000倍；这表明它有新的内部结构，不能用当时已知的3种味的夸克来解释，而需要引进第四种夸克即粲夸克来解释。J/ψ粒子的发现大大推动了粒子物理学的发展。为此丁肇中和里希特共同获得1976年诺贝尔物理奖。
人类发展到今天，科学的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但科学的发明物对人类也造成巨大的危害性，如原子弹的发明，如人类环境的剧烈恶化，如地球生态的失衡等等，难以尽数。因此，有许多人开始抱怨科学，认为这些都是科学的发展造成的。
所以你才会这样问!
作为科技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我在这里就以此问题简单的给你说一些解析。
辩证法家智慧精灵认为：人类作为智慧的生物，是具有两面性的，或者说是辨证的高等动物。而科学作为人类的意识创造物，也是具有两面性的，所以说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在享受他的高超与美妙的时候，必然也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利的一面，关键是我们人类应该用自己的智慧与理智去识别与消除这些对我们人类不利的因素，而只推崇与发扬他的正面的一面。
如果我们因为科学的一些负面作用，而放弃对科学的追求，我们必然会得不偿失的，我们不但可能退回到原始社会，而且还可能丢掉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本原。那我们就会陷于茫然与无知。
战争的存在不是科学的结果，而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果；原子弹的发明不是科学的目的，而是人类能源发展的一个附属品，只是我们人类因为利益关系将之繁衍与扩大化，最终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难以解除危险根源。
朋友，不管你反对什么，你都不应该反对科学，因为你现在正在享受它给我们人类带来的一切便利，我们人类只有真正的认识到科学的美好与完善，优秀与和谐，我们才能用我们的理智去除掉它产生的负面作用-----包括人类现在正面临的环境恶化。
一句话,科学是可以为人类生存发展服务的,任何伪科学\反科学都是不符合人类本身的利益,对待科学关键是看态度.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但我们不可以因噎废食.
例子：
抑制癌症并不难
●在最近召开的2000上海市科技论坛的《环境与癌症》学术大会上，上海市抗癌协会会长沈镇宙等国内外著名专家指出，只要从改善环境和改变不良生活方式着手，癌症就可以被抑制。
专家指出，虽然肿瘤的病因至今尚未清楚，但是国内外学者都认为80－90％的病因与环境因素有关，而且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35％－40％的癌症与不科学、不合理的膳食有关，如食品污染，某种营养素的缺乏、过多或者不平衡都与肿瘤的发生有重要关系。另外，30％的癌症是由吸烟引起的，被动吸烟可以增加26％的肺癌发生率，5％的癌症与饮酒有关。
陶瓷可用微波烧
●日本科研机构开发出了微波烧制陶瓷新技术，这种新技术可缩短烧制时间，从而降低了能耗。
据参与这项技术开发的岐阜县陶瓷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新技术的特点是让陶瓷毛坯吸收2．45兆赫频率的微波，然后由其自身散发的热量烧制成陶瓷产品。使用这一方法的专用炉已开发成功，炉壁呈双层结构，由吸收微波的陶瓷和隔热材料构成。（均据新华社）
1． 克隆技术与遗传育种
在农业方面，人们利用“克隆”技术培育出大量具有抗旱、抗倒伏、抗病虫害的优质高产品种，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在这方面我国已迈入世界最先进的前列。
2． 克隆技术与濒危生物保护
克隆技术对保护物种特别是珍稀、濒危物种来讲是一个福音，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克隆技术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
3． 克隆技术与医学
在当代，医生几乎能在所有人类器官和组织上施行移植手术。但就科学技术而言，器官移植中的排斥反应仍是最为头痛的事。排斥反应的原因是组织不配型导致相容性差。如果把“克隆人”的器官提供给“原版人”，作器官移植之用，则绝对没有排斥反应之虑，因为二者基因相配，组织也相配。问题是，利用“克隆人”作为器官供体合不合乎人道？是否合法？经济是否合算？
克隆技术还可用来大量繁殖有价值的基因，例如，在医学方面，人们正是通过“克隆”技术生产出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使侏儒症患者重新长高的生长激素和能抗多种病毒感染的干挠素，等等。
为材料作文，一群探险者进入山洞后点燃蜡烛，不料却发现一群蝴蝶，于是探险者退出，不过待他们再回来后蝴蝶已经退到更深处。
2013江苏卷高考作文为材料作文，一群探险者进入山洞后点燃蜡烛，不料却发现一群蝴蝶，于是探险者退出，不过待他们再回来后蝴蝶已经退到更深处。该段材料摘自某杂志文章，不过经过专家和文章原作者的说明，其看到的并非地蝴蝶，而是蛾子。
一群人来到光线暗淡、人迹罕至的洞穴里探险，洞穴里很神秘，他们就点了几只蜡烛，发现里面竟然有一群色彩斑斓的蝴蝶，他们欣赏了一会儿，不想惊动打扰蝴蝶，就离开了。几天后，他们回到原地，想看看蝴蝶在不在，却发现蝴蝶已经栖居到更深黑地方去了。他们在想，是不是几只蜡烛光亮影响了蝴蝶的生活习惯呢。
扩展资料：
高考作文题的相关要求规定：
1、等级：一等（20 ~ 17分）标准：切合题意，中心突出，内容充实，感情真挚；等级：二等（16 ~ 12分）标准：符合题意中心明确内容较充实感情真挚；等级：三等（11 ~ 7分）标准：基本符合题意中心基本明确内容单薄感情基本真实；等级：四等（6 ~ 0分）标准：偏离题意，中心不明确，内容不当，感情虚假。
2、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问题产生根源；观点具有启发作用。语言生动，句式灵活；善于运用修辞方法；文句有意蕴。
1988年，美国科学院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派遣生物学代表团访华，考察10年来中国生物技术的发展情况，参观了中国科学院发育研究所等机构。1989年，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Dean H. Hamen博士和美国马里兰大学植物系教授孔宪铎（Shain-dow Kung）将访华报告成了《中国的生物工程》一书。其中，有一节专门介绍发育所的情况。在这一节里，孔宪铎等批评了牛满江在中国所做的多项工作。该书还将美国科学院院士戴维森（Eric H. Davidson）更广泛地批评牛满江的工作的文章《对牛满江RNA转化研究的分析》收为附录。
本年，因长期出不了成果和不愿忍受牛满江的辱骂等原因，牛满江实验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薛国雄以及其他4人要求调离。
1990～1991年，牛满江要求发育所支持其状告孔宪铎等，遭中国科学院拒绝
自1990年初以来，牛满江多次给发育所写信，称自己打算上法庭告孔宪铎等，要求得到发育所的支持。考虑这件事在国内外都会造成影响，发育所需要好的国际、国内环境进行安定的研究工作，1991年3月12日，发育所提出，牛本人和美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分歧由他们自己解决，发育所不参与。3月25日，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致函发育所，称学术分歧应自己解决，中国科学院不参与其中，这一点应让牛教授了解。
1991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局请国内外专家公开评议牛满江的工作，多数专家认为继续支持牛的工作意义不大。于是，中国科学院按程序停止供给牛满江科研经费
1991年6月5日，中国科学院发育研究所给院国际合作局去文，介绍牛满江课题组的情况：1、组内缺乏尊重的气氛。不是中美双方平等合作研究，而是牛满江教授一人为主。因而发生过发表论文不标参加人员名单的现象……某些年轻的科技人员感到，在牛满江教授组工作没有前途，要求调离该组。牛满江教授现已78岁高龄，脾气暴躁，往往听不进不同意见。有时训斥、谩骂组内科技人员，甚至院、所的领导。语言粗鲁，往往不分场合地点，因而刺伤了一些人的自尊心。有的科技人员气愤地说：“为什么我们国家每年花20万，请一位外籍华人来管我们、骂我们”。他组内有的人说：“我们大家伺候他，反而遭到责骂”。目前留在组内人员有的也是表面顺从，而背后怨言牢骚很多。由于种种原因，一位副研究员、一位高级实验师、二位助研、一位技术员已先后离开。牛满江教授曾经招收10名研究生，后来其中4位中途退学……牛满江教授本人曾亲自写信或找所内研究人员谈话，请他们与其合作，但双方未达成协议。发育所曾多次向所内十几位副研以上科技人员征求意见，询问与牛满江教授合作的可能性。除一位副研表示有条件的提供一些技术协助外，其余人员都表示没有余力与其合作。2、与牛先生合作工作过的我所研究人员反映，对待研究工作的数据，牛满江教授有时不够科学和冷静，并且听不进与其配合的科技人员的意见。在国际上，对牛先生的工作也有不同意见……牛满江教授和孔宪铎等人的学术之争，也使得支持和资助发育所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遭到指责。目前，牛满江教授在花费精力，请律师与孔宪铎等人打官司。这件事不仅牵涉发育所，也会影响到科学院……
发育所认为，“现在实际上是牛先生在美国退休后，科学院用院长基金支持他在发育所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们指出：“随着科研体制和管理方面的改革的深入，各类研究项目的立项和取得支持，都要经过一定的咨询、评议和论证程序，牛先生的课题没有经过同行专家的评议和论证”；他们不好继续用行政方式勉强为牛的课题组挽留研究技术人员；研究所经费非常紧张，无法支付20万元/年的合作费用。
6月25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振声召集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以下简称生物局）局长钱迎倩、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程尔晋、发育所常务副所长马诚等开会专门研究了前述问题。他们很想顺应牛满江课题组内科技人员的意见，不再支持牛满江，但鉴于牛“会哭”，有高层领导人受蒙蔽而说过要支持他的话，未能想出让他离开中国科学院的良方，只是决定将发育所的前述报告报送给国家科委的领导。
邹承鲁教授知道后，建议对牛满江近年来的工作进行公开评议，以决定是否继续经费支持。经中国科学院主管国际合作的副院长胡启恒、主管生物学的副院长李振声和牛满江本人同意，生物局邀请3位国内专家、三位国外专家（分别为Temin、 Jacobson和吴瑞，均为牛本人推荐）对牛满江的工作进行了书面评议。结果是，多数专家认为继续支持牛的工作意义不大。于是，李振声副院长亲自约牛满江谈话，决定按程序停止供给牛满江科研经费。牛满江十分不满，对李振声等大拍桌子。
停科研经费后，院决定由国际合作局每年继续邀请牛满江来中国，科学院负责其食宿交通与医疗等生活和交流费用。
1992年后，牛满江夫妇及其助手在全国许多省市游历并广泛从事经济活动，涉及金额十分巨大。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他们动用了中国科学院的名义
1992年6月14日，牛满江夫妇到山东大学威海分校考察，与分校就合作组建、经营牛满江海洋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事项达成意向。1993年2月13日，山东大学决定成立牛满江海洋生物工程研究中心，设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后来，他们又合作成立了山东大学（威海）牛满江海洋生物工程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1993年10月28日，牛满江为中国食用菌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中菌公司”）的产品灵芝孢子粉题词两幅。一幅为“自航灵芝孢子粉，生命科学之光”；另一幅为：“贺自航灵芝孢子粉赴美展览 育天下灵丹，除人间绝症。”牛将上述题词面交该公司法人代表潘自航。1994年，该公司用牛的题词进行宣传。1995年5月，牛满江以使用其题词侵犯其著作权为由，起诉中菌公司，索赔500万元。1997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中菌公司赔偿牛满江30万元。
1994年1月，牛满江等注册成立牛满江基金会，地址设在北京市昌平区王府花园别墅巡礼府15号，“有关部门无偿划给基金会200公亩地”。“主要经营筹集、使用、管理资金，奖励生命科学领域有重大贡献者，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开展专业人员培训等。注册资本100万元”。
1999年10月5日，牛满江携带合作项目到深圳参加“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得到了xxxxxxxx、xxxxxxxxx等人的会见。
2000年10月，牛满江再次来到深圳高交会。他创立的牛满江基金会与深圳红达公司签署协议，组建内蒙古丰镇绿海有限公司，共投资2.03亿元，分三期进行，首期投资9800万元。同时，牛满江基金会还和深圳罗湖区高新技术创业中心等单位共同投资成立了牛满江生物工程孵化基地。总投资10亿元，首期项目2亿元。
2002年4月9日，“牛满江生物科技园”在青岛高新区举行奠基仪式。这一科技园是由牛满江领导的实验室提供技术支持、香港经纶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并与山东安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作的，总投资5.8亿元。
2004年5月18日，牛满江夫妇到吉林省白城市考察。该市政府与牛满江基金会合作建设“白城高科技玉米城”，其具体项目有赖氨酸、多蛋白转基因玉米、药用玉米等10余项，其中仅药用玉米制药基地的总投资就达9亿元。
2004年12月18日，“牛满江实验室”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和高新区的关注和大力支持下，正式挂牌运营。
2005年11月，河南省省长李玉成接见了牛满江，决定依托河南农业大学组建“牛满江河南生命科学研究院”。2006年上半年，省财政一次性安排800万元支持研究院建设。
2005年11月，牛满江“根据‘外基因理论’而发明的“大豆蛋白玉米和人白蛋白玉米两项专利技术”，以高价转让给了许昌元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05年11月15日河南《大河报》的相关报道称，牛满江的这两项专利，“经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初步评估，价值达30亿元人民币”；“大豆蛋白玉米”项目总投资2.1亿元，年产值可达15.3亿元，实现出口创汇7200万元、利税6.1亿元。
……
据《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刊发的“由牛教授身边工作人员提供的文章”《牛满江：执著的追求 卓著的贡献》称，牛满江“在国内被98个学术科研单位或企业聘为名誉教授或顾问”。
牛满江的这些生意所涉及的“成果”包括对癌症、糖尿病、血友病、冠心病、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等的治疗，“白色污染”的治理，奶牛的改良，大豆蛋白玉米的研制和推广等，都是在他的不为国际科学主流所承认的“外基因理论”的指导下“做”出来的。
在进行这些经济活动时，他们除声称牛满江得到了xxxxxxxxxxxxxxx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外，也动用了中国科学院的名义。譬如，一些广告声称：某药物的“完美新配方”由“国际顶尖科学家”、“世界生物学泰斗”、“中美双院士”、“中美两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牛满江提出，“对心功能不全、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绞痛、胸闷气短等心血管疾病起关键作用”。
2002年，中国科学院受命恢复给予牛满江每年20万元的补贴
据《牛满江：执著的追求 卓著的贡献》记载，“2002年7月，xxxxxxxxxxx会见牛教授夫妇，xx部部长xxx和副部长xx参加了会见。当xxxxxx知道牛教授在华工作住房和实验室费用有时需要动用个人养老金补贴时，非常不安。为此，xx部和中国科学院领导达成共识，从2002年起恢复由中国科学院每年支付牛教授在华工作20万元的补贴费用。”
2006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受命聘请牛满江为博士生导师
据《牛满江：执著的追求 卓著的贡献》记载，“2006年6月29日，xxxxxxx在北京钓鱼台会见了牛教授及夫人张葆英教授，对国家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为牛教授每年招收2－3名博士生作了安排，目前正在申报成立牛满江博士后流动站。”
2006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刊登“邹承鲁与30年前的两起学术腐败事件”，这是国内的大众媒体第一次公开发表批评牛满江的文章。牛满江利用行政力量等给批评者施压
2006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刊登署名“石希生”的文章——“邹承鲁与30年前的两起学术腐败事件”（下称“《邹》文”）——探讨如何遏制学术腐败问题，其中涉及对牛满江的批评，对行政干涉学术的批评。
牛 满江让助手傅仲华和原发育所副所长徐一志等出面，给《南方周末》部和《邹》文的执笔人施压。牛、傅、徐等宣称，批评牛就是攻击国家领导人，就是犯了政 治诽谤罪。如果执笔人不就《邹》文向牛道歉，将被公安局直接抓入大牢，在监狱中度过后半生。如果《南方周末》不刊登道歉文章，他们将令其遭到关闭。他们还 称自己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支持。
尽管邹承鲁院士发布了由他对《邹》文的内容负全责的三点申明（“1、《邹》文是“邹承鲁传记”中的一章，该书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2、《邹》文原系邹承鲁的口述，内容完全由口述者邹承鲁负责。3、《邹》文可以坦然面对历史。而牛满江、傅仲华等所讲的与此相关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也将面对历史、科学共同体以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媒体。”），牛满江等人仍坚持要找执笔人的麻烦，除让派出所传讯执笔人外，还于2006年10月27日、2007年9月28日两次上门威胁执笔人。
《南方周末》在压力之下，于2006年12月7日发表署名“郑世厅”的文章——《牛满江：执著的追求 卓著的贡献》——为牛满江作辩护。文前还有“编者按”：“牛满江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发育生物学家，是国人记忆犹新的爱国科学家。今年8月，本报曾发表一篇涉及牛满江教授的来稿，本版责任未向牛教授方面核实相关内容，给牛教授的名誉带来负面影响，这里谨向牛教授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刊发这篇由牛教授身边工作人员提供的文章，敬请读者关注。”但该文未能指出《邹》文具体哪些话语有错。
2006年12月中旬，中国科学院领导开会研究了牛满江的问题，派人告诉派出所，不应越权介入学术争鸣问题。
2007年4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发表文章评价牛满江及其工作
在2007年4月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第2期的《邹承鲁：善者好之 不善者恶之》一文中，饶毅教授如此评价牛满江及其工作：“牛满江……研究发育生物学，学术上有一定水平，但是并不突出……他提出的RNA做诱导分子，历史证明是错的。本来也没有关系，只是不应该称为重要成果……我在哈佛时听Gilbert的同事说过，2006年还听另外一个代表团成员说：美国一个代表团在中国访问时，诺贝尔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Walter Gilbert等 对牛所号称的发现提出尖锐的批评。可是很奇怪的是，牛满江不是通过做更多的实验，或让别人做更多的实验，在国际科学期刊来以科学事实进行科学探讨、科学辩 论，而是靠在中国用行政压力、用媒体运作，令人生疑。中国的官员接见多少次、中文的媒体报道多少回，都不能改变科学事实。有这三十多年的时间，牛有经费， 就应该拿出科学事实来。科学史上，不被人马上理解和认可的例子不少，都是靠科学事实来说话。”
2007年11月8日，牛满江教授在北京逝世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在牛满江教授病逝后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和治丧办公室，发布了讣告
今年是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44周年。1965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经过6年多的艰苦工作，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作为中国人的骄傲，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距离最近的一次。它和“两弹一星”研究一样，也是中国人在科学领域的面子———不但证明了
中国人是聪明的，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还证明了中国在科研领域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相竞争，甚至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
40年来，围绕这项工作，已经出现过数以千计的各种形式的报道。但是，在这个为期六七年的研究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其中，被探究得最少的可能是1960年前后的“大兵团作战”。
以科学家为中心
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于1958年12月底正式启动。由于工作非常艰难、工作量非常大，而自己既缺乏有机合成经验，人手又不够，所以刚一开始，课题的首倡者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就先后请求与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教研室合作。有机所不肯加入，而北京大学很快就同意了。经过几轮磋商，1959年3月，生化所和北大化学系签定了合作协议。刚刚于1958年由生化所协助建立的复旦大学生物系生化教研室也想参加胰岛素合成工作。生化所不太愿意，只同意让它参与做一点天然胰岛素的制备工作，没把它列为正式的协作单位。
北京大学的相关工作由有机教研室主任邢其毅教授、研究组组长张滂教授领导。他们和陆德培等4位青年教师、季爱雪等4位研究生一道，带领有机专业的十多名应届毕业生以毕业论文的方式开展合成研究。而生化所则建立了由邹承鲁、钮经义、曹天钦、沈昭文等人分别负责的5个研究小组，他们各带了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分头探路———因探路成功而一直延续下来了的只有由邹承鲁负责的天然胰岛素拆、合小组和由钮经义负责的胰岛素肽链有机合成小组。
经过一年的探索，到1959年底时，他们虽然未能像早期计划的那样完成胰岛素工作，但也已获得拆、合天然胰岛素等几项重要的成果。这不但基本解决了合成工作大的路径问题，还给一些领导干部造成了该研究只剩了“堆肽”技术活的印象。
北京大学开展群众运动
就在这时，“反右倾”运动迎面扑了过来。就像“大跃进”运动导致了胰岛素人工合成课题的提出一样，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也影响了胰岛素工作的研究方式。作为直接的导火索，它给胰岛素工作带来了一种富有时代特点的科研方式———“大兵团作战”。
很多年以来，北京大学一直处于时代的漩涡中心，这一次，又率先响应了上级的号召，最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1959年底，在新调来的系党总支书记的领导下，化学系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批判他们信心不足、固步自封、按部就班、有名利思想、走白专道路、奉行“爬行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本位主义，在科学研究方面搞神秘论，把科研工作进行得“沉沉闷闷”、“冷冷清清”，等等。
批判结果之一是胰岛素合成工作的领导班子被彻底改组：原来的领导人中，张滂被开除出胰岛素合成队伍，留下来的邢其毅也因为“对合成胰岛素不积极”而不再对这项工作具备发言权。改由1958年才毕业留校的一位青年教师负责业务工作；1960年4月时，又有十多位同学提前3个月毕业，作为“会战组”党支部委员加入了领导班子；新来的系党总支书记直接领导他们。在这些缺乏科研经验的新班子的指挥下，北大化学系及少量生物系“革命师生”共约300人“参加了这场科研大战”，一大批“连氨基酸符号还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三、四、五年级学生成了胰岛素研究的“尖兵”，成了“科研的主力军”。他们“从无到有，从不会到会”，“不懂就学，遇到困难就学毛主席著作”。
在这些人看来，合成多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把两段多肽倒到一起，就叫合成了一个新的多肽———也没问是否发生了反应，具体产物是什么东西。”邢其毅等“老”科学家和原来那些比较“右”的青年教师当然不太认同那些做法，但他们不敢说，只能根据组长、小组长等人的指示执行属于自己的工作。于是，北京大学的进展奇快，“仅用两个星期就完成了4、7、5、5四个肽段”；再花两个星期，到1960年2月17日，就“用两种方法同时合成了胰岛素A链上的12肽”；随后，于“4月22日合成了A链”。
受北大化学系群众运动的激发，1960年1月下旬，“在整风反右倾的基础上”，生化所也开始大量抽调工作人员支援原有的两个研究小组。经过几次“苦战十昼夜”，他们也在4月20日前“合成了B链30肽”。
复旦大学加入竞争
正当北大化学系和生化所的科研“竞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复旦大学生物系横空杀了进来。1960年1月30日，在上海市委、上海市科委和复旦大学党委的支持下，复旦大学生物系某党支部委员组织了六七十位师生(其中2／3是一至三年级的学生)，开始另起炉灶，单独筹划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3月25日，“为了迎接市工业会议的召开”，他们“进一步大搞群众运动”，组织了120名师生——包括复旦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四个年级所有的大约80名学生——“边干边学”，热火朝天、不分昼夜地进行胰岛素合成。其方法和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所做的类似，都不对中间产物作分离和鉴定，只是拼命往后赶。当时的生物系生化教研室主任沈仁权副教授比较内行，但她被搁到了一边，对这项工作没有发言权。于是，复旦大学所报出来的进度也非常快，“在4月22日完成了B链30肽”。
1960年4月19-26日，以稳定基础研究工作为重要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在上海举行。在这个会议上，由中科院生化所、北京大学化学系、复旦大学生物系三个单位所主演的胰岛素合成戏剧达到了高潮：它们先后向学部大会献了礼，分别宣布自己初步合成了人工胰岛素B链、A链以及B、A二链！北大的代表还乘飞机把自己合成的A链带了过来。听到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聂荣臻、郭沫若等领导兴奋异常，他们不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还于当天晚上在中苏友好大厦为全体相关人员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只留了拆、合小组的杜雨苍和张友尚在实验室里进行人工胰岛素A链和人工胰岛素B链的全合成工作。聂荣臻和大家一道都在那儿等着，要求他们一出成果，马上敲锣打鼓过去报喜。新华社也已经写好了报道稿———标题为“揭开生命现象的神秘面纱我国对人工合成蛋白质已建功勋”。一切都只等他们的好消息。但直到宴会结束，垂涎欲滴的他们也没有离开实验室。
4天之后，拆、合小组仍没能合成人工胰岛素。这时，复旦大学又爆出喜讯：他们首次得到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胰岛素！上海市长随即在人民广场宣布了这件大喜事。消息刺激了北京市委，他们给北大发指示，说：咱们搞北京牌的胰岛素；中国那么大，搞两个胰岛素也不算多；可以互相验证。要求北大也进行B链合成，也单独合成胰岛素。于是，北京大学只好于1960年5月1日“又开辟了第二个战场”，成立了新的B链组，大搞B链的合成。
科学院开展“特大兵团作战”
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的竞争也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带来了很大压力。为了在竞赛中胜过高等教育部，在院党组正、副书记张劲夫、杜润生的亲自督促下，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决定亲自挂帅任总指挥，组织了由有机所党总支书记边伯明任副总指挥，生化所所长王应睐、有机所代所长汪猷、生化所副所长曹天钦任正副参谋长，生化所青年科技工作者李载平任具体指挥，生化所党支部书记王芷涯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指挥部，指挥生物化学所、有机化学所、药物所、细胞生物学所、生理研究所等五个研究所进行“特大兵团作战”。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司令部会议”上，生化所党支部提出，“要以20天时间完成人工全合成”。王仲良要求抢时间，在“半个月内完成全合成”。最初不肯参加这项工作的汪猷接着表态：“既然分院党委决定，我们立即上马……半个月太长，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就这样，在有关领导“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拿不下来就摘牌子”的敦促下，科学院上海分院开始了风风火火的群众运动。
5月5日，相关研究所共派出344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打破了原有的所、室、组的正常建制，组成了一个混合编队，下属多个“战斗组”，统一安排。战斗组组长一律由青年人担任，原来担任组长的研究员改当组员；生化所一个肽组的组长甚至是一位连多肽都未见过、新近从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过去的进修生。他们“采取了一日二班制的办法”，建立了工作流水线。虽然有很多人并不愿意放下自己手头原有的研究转到这项工作中来，但既然党的领导干部在亲自指挥这项工作，他们也普遍表现得很积极。很多人“每天除了几小时的睡眠，其他的时间都在试验台旁度过”；“有人甚至把铺盖搬进实验室”，根本不怕有毒的药品，根本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些工作骨干“甚至两天不睡”，以至于领导下决定“必须……安排骨干分子的休息睡眠”。
可胰岛素人工合成毕竟是基础科学研究，和军事斗争、工农业生产有一定区别。在这里，“一个人卅天的工作等于卅个人一天的工作”并不成立。这么多人忙了7天、15天、20天、一个月，依然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50天后，人工合成的A、B链终于“正式进行会师”，可非常令人遗憾，“总的情况是人A人B(编者注：人工合成胰岛素A链、B链)全合成没有出现活力”。不但如此，在随后的20天内，“合成A链进行三次人A天B(编者注：人工合成胰岛素A链、天然胰岛素B链)测定，结果均无活力”。
王应睐一直心怀整个国家的生化事业，对这种费钱、费力而不讨好的研究方式急在心上，早就想将其停下来。1960年7月底，他终于鼓起勇气向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反映了自己的想法，强调人太多没有好处，专业不对口的在里面起不到什么作用，还是应该减少一点，让队伍精干一点，都是熟悉业务的人，这样进展会更快。张劲夫和杜润生与科学工作者是比较贴心的，发动大兵团作战一段时间后，见效果不明显，就认真考虑了王应睐的建议。
于是，“1960年7月，杜润生同志指示说，大兵团作战，搞长了不行，应精干队伍”。随后，“经过三天大会，总结辩论，生理、实生、药物三个所下马，留下生化、有机两个所”。剩下两所的参与人数也逐渐减少，到年底时，生化所只剩了“精干队伍近20人”，“有机所……只剩下7人”。
在交了上百万元的昂贵学费后，科学院的大兵团作战就这样偃旗息鼓。
1960年，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系参加胰岛素工作的学生没有正常的暑假，直到10月份他们还在继续工作。终于又合成了三批人工合成A链，自己测试有活力，于是把它们送到生化所。但到那儿之后，它们又失活了！10月下旬，生化所决定派杜雨苍和张友尚过去“学习”。果然不出所料，北京大学所用的测试方法是不规范的！谁也不知道他们“合成”的究竟是什么，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不是胰岛素A链！60万元的巨额经费已经用尽，结果又如此不如人意，而且人员伤病还相当严重———其中，有3个学生被严重烧伤；有60多个学生得了肺结核———工作当然无法进行下去了。连总结都没做，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大兵团作战就这样鸣金收兵。
复旦大学生物系的情况与北京大学的类似，也是因为经费等问题而于1960年下半年停止。
“大兵团作战”阶段所获得的产物，除有机所还留了一点用于继续提纯和分析，后来还陆续整理出了几篇论文外，其他单位七八百位科技工作者和学生轰轰烈烈、辛辛苦苦忙了好几个月，所收获的恐怕就是失败的教训了。
作为那个时代所独有的科研方式，“大兵团作战”本身是很值得关注的。轻视原本就非常少的专家，由领导干部直接指挥不懂行的群众用搞运动方式做研究，这是中国人在科研方式上的独特创造，也确实实践了当时一些领导所设想的“无产阶级的科学道路”。但遗憾的是，在胰岛素工作中，这条研究道路行不通。
脚踏实地终获成功
“大兵团夹击胰岛素”遇挫之后，国家也已进入调整时期。在“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开始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于是，有机所的一些研究人员表示要再次“敲锣打鼓”把这个课题“送还生化所”，而生化所的绝大部分参与者也心灰意懒，希望下马这个课题。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情况也类似。但聂荣臻、王仲良、张龙翔、汪猷等多级领导人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在他们的要求和命令下，中科院和北京大学的胰岛素工作分别持续了下来，只是把队伍精干到了总共20多人——北大最少的时候只剩两个人，而中科院方面也只剩了一二十人，他们大部分都为早期的参与者——工作方式也恢复到了以前冷清、缓慢而脚踏实地的状态。
在国家科委的撮合下，1963年底，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中科院有机所、生化所又开始重新合作———北京大学化学系主要负责合成胰岛素A链前9肽。又经过两年时间，到1965年9月17日，他们取得了人工胰岛素结晶，终于完成了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换句话说，在研究人员和研究方法都基本恢复到了先前走所谓“资产阶级的科学工作道路”时的状态后，他们成功了。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出生日期：1889年10月26日逝世日期：1971年4月29日
籍贯地：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回龙山香炉湾 家人：父亲李卓侯，姐姐李希贤，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
“科学救国”
北京西郊地质力学研究所的东边，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人称“李四光路”，因为李四光生前每天都要在这条小路上散步而得名。
今天，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但是，李四光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一生所走过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仍给人们许多启示……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风县张家湾一个贫寒的家庭里，原名李仲揆。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名人名言
· 我是炎黄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所学到的知识，全部献给我亲爱的祖国。——李四光
· 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李四光
·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样双重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李四光
·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李四光
·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李四光
·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李四光
·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李四光
她是中国著名女性物理学家；她是近代的中国科学院士；她父亲是 历史 上著名的地质学之父，丈夫研究出了合成胰岛素。
她更是巾帼不让须眉， 为国家研究核武器研究作出了贡献。
她就是获得多个国家授权奖项的近代女英雄——李林。
中国的地质学之父 李四光 多次为中国的地质勘探作出伟大贡献，而在其生命中也有一位重要且同样令人敬佩的伟大科学家， 李四光的女儿——李林 。
李林， 1923年10月 出生在北京，原籍是湖北黄冈。 刚出生时李林的父母分别在北京大学任教和在北京师范大学的附中担任钢琴老师。 从小在父母的教育熏陶下，李林也表现出比其他同龄人更加优秀的天赋。
4岁 的李林， 在别的小朋友还在牙牙学语的时期，她已经学会读书写字了。 在身为钢琴老师的母亲指导下，小李林 5岁 开始学习钢琴，并随着年岁的增长，坚持练琴，钢琴技术日发熟练。
能写能弹的小李林并不是只会呆在家里性格内向的女孩子， 她喜欢和父亲共同 探索 大自然的神奇，时常和父亲进行外出爬山或者郊游等户外活动。
在父母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报效 社会 的思想熏陶下， 李林从小便充满斗志，学习父亲热爱科研投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神。
李林不断学习科学想要成为像父亲一样伟大的人，这也是李林日后在科研方面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1934年 ， 因为父亲工作的需要，年仅11岁的李林便跟随父亲来到遥远的英国，进行了长达两年时间的学习旁听。
在结束工作学习后，父亲便带李林回国，但是没过多久国内便爆发了抗日战争，迫于压力，李林一家便从北京迁移到当时 社会 相对稳定的上海生活。
但是在上海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战争便延伸到来上海，为了好好生活的李林一家又只能选择搬家，最后来到了广西桂林。
也就是在桂林， 李林还未结束高中生活，就以优异的成绩提前被广西大学机械系录入。
1944年，21岁 的李林于广西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直接进入 成都的航空研究院工作 ，在研究院内担任机械组的助理员一职。
工作两年后，李林在父亲好友李约瑟夫妇的帮助下，获得了英国奖学金的机会。 此后，李林又回到英国，学习接触到了一个国内不曾学过的全新金属物理学科。
在面对全新领域，李林并没有感到害怕，反而是立志一定要征服这门学科，掌握这门学 科技 巧，然后带回国内，为祖国科研做出贡献。
到了 1946年7月 ，李林成功地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了 英国文协会奖学金 ，之后又选择前往了英国的伯明约翰大学留学进修。
进修期间，李林的导师是金属错位发现者考垂尔博士， 但由于金属物理和李林国内大学所学专业有区别，在新领域内李林还是遇到不少学术上的问题。
1948年， 李林通过发表论文 《高纯铝的蠕变》答辩成功获得伯明翰大学物理冶金的硕士学位， 并且 后续到了剑桥大学冶金系做实验员。
1949 年李林又打算继续考取剑桥大学的博士，但到了 1951年11月 博士论文 答辩的第二天，李林便因为自身原因没能完成答辩，回国于上海科学院冶金所进行相关课题深入研究， 最终与剑桥博士擦肩而过。
但回国后的李林并不是完全放弃了国外所学知识， 她积极利用自己在国外所学，将其利用在国内相关产业技术缺失的部分，从事国内研究所 ，多次为祖国发展提供技术帮助和科研指导。
完成硕士学位的李林回国后便开始积极投入祖国的科研发展，为祖国技术突破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专业指导。
1958年 ，李林为了祖国核事业的发展，舍小家为大家。放弃自己与家人温存的时间，只身一人进入 京郊401所 ，担任副主任一职开始全封闭式核研究工作。
从事核事业一直以来都是我国 历史 上最危险也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职业， 极强的放射性和对工作精确性高要求等都在考验着李林。
但性格坚韧的李林从来没有说想要放弃，甚至在每次开工时她都是第一个冲向最危险的位置，争取为大家减少负担。
1964年 ， 工作认真细致，且专业知识极强的李林被调到新的研究所从事新工作。
在新的 194所 里李林的主要工作重心就是分析热式考验中相关金属不同的腐蚀性，为后续发展研究特殊元件和新型材料提供数据分析。同时李林还需要管理监督多种元件生产和组装工作。
在常人看来这种数据分析和元件生产组装的工作是十分枯燥无味的，但是李林却默默无闻地付出了好几年。
后来李林又服从国家安排进入了超导研究所，开始从事超导相关工作。 在与超导物理学家赵忠贤的合作过程中， 李林研究发现了有关超导薄膜的制作工艺规律。
在从事超导所工作时的李林已经年过半百，但仍然从事着超精度的国家工作，为国家事业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80年 ，李林利用自己的科研成就第一次创造设计出国内能够实现临界超导转变温度最高的金属薄膜—— A15相铌三锗薄膜 。
在如此重大的工业成就下， 李林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与她的父亲一样将这个职位收入囊中。
随后的几年里，李林又相继为国家制造出新型的超导薄膜，并在相关的研究成果后发表了数百篇的相关研究论文，供行业人员和专业学生所学习总结。
除了李林在国家给予的工作任职中的付出，李林在其他方面包括科学研究、文献论著和人才培养上都大有付出。
李林曾在1991年时 ，以其自身研究的钇系氧化物超导薄膜成就赢得 中科院 科技 进步奖中的一等奖奖项。
一年后 ，该成果再次为李林增添荣耀，为其颁布 国家级的 科技 进步一等奖 。
李林在文献伦著方面所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并不比科学研究少，自 上个世纪50年代 李林从事不同科研行业以来，陆陆续续发布多篇学术学报和专业研究论文。
通过这些学术论著，李林想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更加清晰地分享给国内同一领域的科研人员为祖国日后的发展提供帮助。
李林在工作领域退休后还致力于人才培养，她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她所带的学生。
其中有 博士学位的学生6名，硕士学位的2名和一名博士后学位的学生。
在李林指导下的学生，大都是 社会 品行良好勤奋好学的学生。因为在李林看来，学生的学习和科研态度很重要。
她要求学生在对待科研试验上一定不能偷懒，要正确对待实验数据，更要细心严谨。
同时李林还注重有教无类，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挖掘不同学生的潜能，积极调动学生对于科研实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李林除了是个严格、指导有方的导师，同时还是个尊重学生想法和尊重其他讲师的导师。
她在为学生提供科研选题的时候注重与学生交流，尊重学生的想法与观点。在结合学生能力和条件的情况下都尽量遵循学生的想法。
在带领多人团队时，李林还鼓励学生相互合作，提高团队意识。 在遇到问题时也可以向其他专业相关的老师指教，多吸收不同的学习方法知识。
可以说，李林在自己科研中所奉献的精神与时间，用到培养下一代人才上也丝毫不肯松懈。
她深知学生才是祖国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因而在自己有限的时间内都想尽可能地培养人才，希望在自己百年后能有人能接替她继续为祖国科研发展做贡献。
最终， 2002年5月31日 ，这位一生都投入祖国科研发展的女性伟人在她 79岁 时，于北京医院因病治疗无效而与世长辞。
虽然这位伟人不在了，但是伟人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知识和科研成果却一直不断的推动着国家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科学物理所沈保根主任评价李林说道： “李林先生是物理所乃至院士中非常受尊敬的科学家，她对物理所的学科发展、对年轻人的培养、对研究生教育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李林的一生中，除了母亲的照料外，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感染影响着李林的一生。
首先是李林的父亲，李四光，中国的地质学之父， 也同样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经的担任者之一。
李四光这位父亲对李林 的影响可谓是非常大而且成功的，在李林幼儿时期，便被父亲热爱科学，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情绪所感染， 因而奠定了李林立志投身科研报效祖国的态度。
李四光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曾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时代投身研究中国地质学， 为当时 社会 资源匮乏的中国找到了不少地质资源，促进祖国发展。
当时的中国石油资源匮乏，多被外国地质学家所看轻，而我们伟大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不信我国如此幅员辽阔却没有能被看得起的石油资源。
于是李四光开始总结石油生产地的环境条件，最后整理出国内可能存在石油资源的地段。
1955年 ，当李四光先生有所发现后，立刻发信给当时的中央内部人员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得到消息后，将李四光先生有关石油勘探的工作上报给中央。
最后中央在李四光先生的指导下相继在国内多个地方探测出石油资源， 其中就包括现代著名的 大庆油田发源地。
随后多个石油资源被发掘，中国的石油地位在世界逐步上升。
到现在为止，在北京召开过 第15届石油世界大会 ， 这表明中国石油工业的地位已经得到世界认可， 而中国也不再是当初那个被外国地质学家所看轻的石油资源匮乏国。
中国石油在世界地位的上升都得益于李四光先生对地质和石油的勘探工程。
后来李四光先生又利用自己专业的地质学知识，独自创立了 地质学理论 ， 为后来的原子能工业提供了理论基础。
并且在李四光先生的地质学知识带领下，后来又研发出了与 地震预报有关的地震研究学和预报科学 。
除了在陆地地质学上的研究成果外，李四光先生还投身研究了 冰川地质——第四纪冰川活动。
该次地质科研甚至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轰动，更是为国内地质勘探的进一步大成就。
82岁的李四光先生于1971年因病离世 ，后来对于李四光先生精神的体现可以从先生的独女李林身上体现。
据李林回忆，她和父亲一样都曾改过名，而且原因都是令人所不可思议。
李四光先生是因为考试错填不可更改而被迫改名，李林则也是因为报考高中在姓名上遇到问题被迫改名。不得不说父女两个在改名上都十分有缘分。
说起李林对父亲的印象就是父亲是个十分热爱工作的人，甚至会因为工作太晚而导致记忆有点迷糊。
就比如在李林 五岁的时候 ，因为李四光先生工作到太晚而问自己的女儿：“你是谁家的孩子，该回家吃饭了”李林觉得好笑只能乖乖回答道：“我是你的女儿，我来叫你吃饭了”。
因为父母工作原因小李林常常没有得到照顾而自己学会和附近各行各业的人交朋友。
在李林小时候的年代 社会 一直动荡不安，父亲李四光又一直为祖国安定所付出，奔波在国内外教育和工作各地。
从小跟着父亲的李林也深深被父亲的精神所感染，一生也在为祖国做贡献，将自己奉献给了祖国的发展事业。
后来李林在国外留学遇到挫折也是父亲李四光耐心指导和鼓励帮助李林一次又一次地从崩溃边缘救回来，而正是因为国外留学，让李林结识了同样优秀的 丈夫——邹承鲁 。
认识邹承鲁后没多久，正巧李四光夫妻也在英国为工作考察，于是李林夫妻便选择了在 1948年李林获得冶金硕士学位的同期为自己举办婚礼 ，可谓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而李林的丈夫也是同样优秀的一位重要人物，也获得过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称号。
邹承鲁于 1945年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 ，祖籍为江苏无锡出生在山东青岛，是中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
邹承鲁自学习工作后便全身心投入中国的生物化学领域，还曾多次完成国内生物化学发展道路的里程碑。
在对细胞研究中，邹承鲁在经历多次研究实验失败后终于合成了人工胰岛素，这在当时无疑是对医药学界重要的突破。也因此， 邹承鲁于1992年获得了第三世界科学院生物奖。
而丈夫邹承鲁对于妻子李林的优秀并没有感觉到不满，反而十分支持妻子对祖国建设上的付出。
同时在李林因工作需要而无暇顾及家庭的时候邹承鲁也会给予最大的理解和帮助。
正是因为李林一生中有父亲李四光强烈的爱国精神指导和后期丈夫邹承鲁的支持与理解，才能让李林能够毫无顾忌地献身祖国发展事业。
在此，我们要向这一家三院士的英雄们致敬，感谢他们为祖国发展建设的付出！
钱学森简介2007-02-15 18:231911年12月11日生，浙江杭州人，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39年至1943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1943年至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其间：1940年至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1946年至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5年回国。1955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1965年至1970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还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6年至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名誉主席。1992年4月被聘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1994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1956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钱学森 浙江省杭州市人，1911年生，男，中共党员，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 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第3届中国科协主席，第6至8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9至12届中央候补委员。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 1956年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10月任该院院长。此后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维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
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第3届中国科协主席，第6至8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9至12届中央候补委员。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钱学森（1911.12.11--）应用力学、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科学家。生于上海市，原籍浙江省杭州市。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1938年获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曾任中国力学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现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研究员。早年在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技术的许多领域都做过开创性的工作。独立研究以及和冯.卡门合作研究提出的许多理论，为应用力学、航空工程和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回国后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卫星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许多理论领域都进行过创造性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
1945年-1947年期间先后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
1955年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 雄模范”奖章。他作为世界级的顶尖科学家，还被国际电工学会授予“小罗克韦尔奖章”，将他正式列入“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之列。
20世纪三十年代，钱学森是冯-卡门组织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火箭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1943年和F-马林纳合作完成了研究报告《远程火箭评论与初步分析》，为20世纪四十年代喷气推进实验室成功研制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导弹是后来美国采用复合推进剂火箭发动机导弹的先驱。在超音速及跨音速空气动力学、薄壳稳定理论方面，钱学森对航空工程师理论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和冯-卡门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间飞行器克服音障和热障提供了依据，为高速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他和冯-卡门命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曾被用于高亚音速飞机的气动设计。
钱学森于1956年2月17日向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并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了火箭导弹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同年4月起，他作为这一领导机构的成员，负责规划与组建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他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将控制论发展成为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工程控制论，为导弹与航天器的制导理论奠定了基础，对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作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带领全院职工研制出我国第一代战略武器，并依靠组织和群众，在研制实践中创建和发展了中国航天系统工程，培养了科技队伍，制定了我国第一代导弹的技术发展途径和步骤，并亲自指导了我国导弹的设计和研制，协助聂荣臻元帅，使我军具有了实战的尖端武器，壮了国威、军威，振了民心，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中国航天的成功之路。
钱学森同志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时，满怀深情地谈到了他一生的三次激动：突破重重封锁，学成回到祖国；和焦裕禄及孟泰等人同列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真情实感。这也是他高尚品质、人格魅力、崇高信仰的具体所在
1956年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10月任该院院长。此后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维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