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已有了绝对的把握，筹划已久的行动即将开始，狼土兵已经到位，各路大军也已到齐，只等他一声令下，发动总攻。
有凶悍的狼土兵助阵，张经相信他会取得胜利，而到那时，捷报将是对赵文华攻击的最好回应。
看上去是正确的，实际上是错误的。
志得意满的张经没有想到，在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应对中，有着两个小小的疏漏他并没有真正看懂那封告状的上书，而更重要的是，他低估了赵侍郎的水平。
作为严党的主力成员，赵文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实上，张经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仍然敢在此时上书，是因为他已料定，此书一上，张经如不胜，尚有活路，如若战胜，则必死无疑！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缺钱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开始大举向嘉兴进犯，却就此掉入了陷阱。
张经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他当即调集手下大军水陆并进，在王江泾与敌军遭遇，大破倭寇，斩杀敌一千九百余人，史称“王江泾大捷”。
这是东南自倭乱以来的最大胜仗，张经十分得意，当即写下告捷文书送往京城，等待着朝廷的封赏。
事实证明，这次朝廷的办事效率相当之高，没过多久，张经就等到了他应得的赏赐，不是金银财宝、高官厚禄，而是两个人，具体说来是两个锦衣卫。
他们送给张总督的见面礼是一副闪亮的镣铐，然后大声传达了皇帝大人的贺词
“经（张经）欺诞不忠，着令入京问罪！”
张经的脑袋有点乱，明明自己打了胜仗，怎么就成了“欺诞不忠”？
张总督之所以一头雾水，是因为他并不清楚赵文华那封上书的奥妙。
嘉靖刚看到这份黑材料的时候，起初并不在意，直到他顺手交给了身边的一个人——严嵩。
严嵩自然明白赵儿子的意图，当即展现了他的表演功底，做沉思状良久，突然换上了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开始痛斥倭寇侵害百姓的惨状，指出主题——拥兵自重，坐观倭乱，都是张经惹的祸。
嘉靖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当即下令缉拿张经回京。
谕令下达后不久，张经的报捷文书就送到了，看似张经就要涉险过关，但正如赵文华所料的那样，嘉靖做出了一个十分缺心眼的判断
“张经着实可恶，闻文华劾，方一战！”
混迹江湖三十多年的嘉靖同志就这样完蛋了，经过多年的磨砺，他的脾气个性以及各种权术花招，早已被严党摸得一清二楚，现在也只能是被玩没商量了。
张经倒了，李天宠也没戏了，这对难兄难弟手拉手上了刑场，一同被杀。
赵文华兑现了他的诺言，李天宠死后不久，他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关系，破格再破格，短短一个月，就把七品基层御史胡宗宪直接提拔为四品右佥都御史，并巡抚浙江。从芝麻官到封疆大吏，其晋升速度堪比飞毛腿导弹。
赵文华十分欣赏胡宗宪，因为胡宗宪的出众能力，以及在逆境中的支持。但胡宗宪却不喜欢赵文华，因为在他的眼中，赵文华着实不是个东西。
胡宗宪是一个身世并不简单的人，他出生在豪门望族，六十年前，他的曾祖胡富考中进士，还曾经担任过正部级干部——南京户部尚书，显赫一时。
望族出身的胡宗宪是一个天才，他二十二岁中举，二十六岁中进士，无论在地方还是军队，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平息叛乱，他都显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才能。
混迹政坛多年，胡宗宪很清楚赵文华和他的干爹是些什么货色，这帮人干活不足，整人有余，实在是一帮垃圾。
问题在于，国家大权就掌握在这群垃圾的手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胡宗宪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很现实。
于是当不学无术的赵文华来到浙江，当张经、李天宠都对其嗤之以鼻时，他意识到了其中蕴藏的机会。
所以他接近了赵文华，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不顾旁人的鄙视和议论，拜会他，巴结他，耐心地听着他自吹自擂，并伴着逢迎的笑脸，虽然他很清楚，眼前这个唾沫横飞的人，只是一个恶棍加白痴的合体。
对于出身高贵、有着强烈道德感的胡宗宪而言，这是一种让他极其恶心的应酬，但他依然卖力地表演着。
因为在他的心中，有着报效国家的使命，有着救济黎民的责任，因为在他接受诏令，前往浙江之前，曾立下这样的誓言
“此去浙江，不平倭寇，不定东南，誓不回京！”
传说中的高手
胡宗宪眼睁睁地看着张经、李天宠被陷害，被处死，然后在众人的指责声中坐上了浙江巡抚的宝座，没有丝毫的避讳和惭愧。
相反，他很得意，人见人怕、权倾天下的严党，原来是如此的愚钝，赵文华、严嵩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被他利用，为他铺路，而在此之后，这个最为强大的政治集团将成为他的后盾，去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始终问心无愧。
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因为他的理想，叫做报国救民。
在胡宗宪看来，张经做得还不够好，他虽然调来了战斗力强悍的狼土兵，整顿了军 备，募集了粮饷，但无论是整体策划还是作战时机，总要慢那么一拍，最终才会让赵文华有机可乘。
总而言之，这是个勤奋的人，但缺少天赋。
胡宗宪认为自己是有天分的，所以他当仁不让地接替了前任的工作，他相信自己能够干得比张经更好。
虽然当时天下人都为张经的无辜被杀感到遗憾，但对于倭寇而言，张经的死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事实证明，继任者胡宗宪是一个更为可怕的敌人。
，这是后来的事。
刚刚上任的胡宗宪终于实现了梦想的第一步，但还没等他喘口气，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就让他从美梦中醒了过来。
应该说，猛人不只张经一个，苏松巡抚曹邦辅也算同类，在王江泾大捷之后，他征集所属兵力，击溃倭寇。由于人事更替，这次行动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准，等到赵文华知道的时候，俘虏都押回来了。
深感丢了面子的赵文华当即给胡宗宪下令，让他立刻追歼残敌。
这是一个胡宗宪等待多时的机会，他即刻调集了四千精兵，发动了追击战，然后他坐在家里，等待着捷报的到来。
很快，他就如愿得到了战报，言简意赅惨败！告急求援！
此战损失极其惨重，所谓“宗宪兵死者千余”，一共就去四千人，差不多死了一半。大出所料的胡宗宪慌忙命令副将刘焘率军增援，不久之后战报传来——复大败。
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士气大振的倭寇居然反过头来，进攻浙东一带，把当地抢了个底朝天，这才扬长而去。
沉痛的失败教育了胡宗宪，他终于意识到，倭寇之乱比他想象中要厉害得多，而在这帮强盗的身上，似乎隐藏着极为强大的力量。
胡宗宪的大体判断没有错，但他并不清楚，如果说倭寇是强盗，那他们就是有史以来最为可怕的强盗，因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精通刀法的武林高手。
在史料上，有着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战役记录
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十余名倭寇从浙江平湖入境，向杭州进逼，抢掠之后逃向淳安。这本来只是一起抢掠事件，抢也就抢了，事也不大，可这帮路盲不知是不是没有向导，转了半个多月，居然转到了南直隶（今江苏一带），在常州、苏州附近抢了一把，竟跑到了南京城下！
在大军围捕下，这群小毛贼才最终被歼灭，据说当时被他们杀死砍伤的平民士兵已达三千余人。
四十多个人，在大明帝国的眼皮底下转悠了一个多月，想抢就抢，十几万驻军束手无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抢劫案，也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四十个人就敢到南京搞自助游，要有四千个人，没准就敢去北京集资建房了（打不过地产商）。
一直以来，这个故事都被用来说明明军的腐朽、无战斗力，但很多人并不清楚，在它的背后，隐藏着让人惊心动魄的真相。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抢掠，因为参与这次抢劫的四十多个倭寇并不是一般人，他们是浪人。
所谓浪人，就是失去土地的日本武士，关于武士群体就不多说了，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即使在日本国内，武士也是一个十分稀少的品种。
在日本战国时期，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实际控制者是各大诸侯，又称为大名，而武士是大名的属下。即使是如织田信长之类的大诸侯，手下的武士也不过一两千人而已。
作为武士团体的成员，他们从小就接受过严格的武术和体能训练，大多数人都练习剑道，练就了一身砍人的技术，即使参加黑社会火并，拿西瓜刀对砍，估计一个对付五六个都不成问题。
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其中的某些人还曾练习过“阴流”，这是日本刀术中的一门绝技，传自日本的绝顶高手“剑圣”上泉信纲。
虽说练这门功夫的人并不多，也并非个个都是剑圣，但足可称得上是一流高手。而在当时到中国来抢掠的日本人中，也有着他 们的身影。
有证据显示，在嘉靖三十四年的这次事件中，参与抢劫的四十多名案犯，并非跑船的日本农民，他们几乎都是战败丢掉土地、找不到工作的武士。
而证据，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那件特殊武器。
其实那些被称为倭寇的抢劫犯，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除了日本人外，还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中国沿海的渔民、海盗等等，，大家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发财）走到一起来的。
这些人使用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老外们一般用火枪或佩剑，渔民、海盗没有固定装备，逮着什么用什么。
但这支无组织、无纪律的杂牌部队之所以会有强悍的战斗力，是因为其中有着一群作战顽强的日本武士与浪人，而无论在哪里作战，和谁作战，他们都会使用同一种武器——武士刀。
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只有武士或浪人才装备武士刀，其实谁能带，谁不能带，也没有专门的认证机构来管，真正的原因在于这种管制刀具是很贵的。
武士刀的制作十分复杂，要使用很多种不同的铁和钢料，然后用炉火加热，由工匠大力捶打，可谓是千锤百炼，耗时长，纯系手工制造，绝无批量生产。
由于此刀制作精良，且铁钢比例合理，所以兼具韧性和硬度，无论是拿去劈柴，还是砍人，都相当有效。
但拥有武士刀，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你就算买得起，也不一定养得起。由于该刀采用铁钢合金制造，容易生锈，所以必须得好好伺候着，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使用特制磨刀石，费用很高），每天都要用油擦刀（据说还一定要用植物油），比上机油还麻烦。
就这么个玩意，价格昂贵不说，天天都要保养，比大爷还难服侍，除了那帮死心眼的日本武士，谁都不愿意折腾这东西。非但如此，这帮孙子把刀看得比命还重，1945年日本战败后，侵华日军中许多有武士背景的军官还曾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希望带走他们的家传宝刀，表示如不允许，就切腹自尽。
不久之后得到答复切腹自便，把刀留下。
日本的许多名刀就此留在了中国，这也是为什么无数日本人不远千里，带着大捆钞票，跑到中国买刀的原因。
而根据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四年的那批倭寇基本都是携带武士刀的浪人，且武艺高强、机动灵活，抢一票换一个地方，从不走空趟。
这样的四十多个倭寇，其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在当时，大致就相当于四十多个特种兵，而驻守各地的，大都是战斗力极差的守备兵，或是民团团练，基本上也就算个民兵水平。
民兵打特种兵，能打赢那才叫怪事，这帮劫匪也不攻城，抢了就跑，放在今天就是持械流窜犯，自然是难以围捕，所以才会出现所谓打到南京城下的怪事。
这才是倭寇的真实实力，胡宗宪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敌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大队倭寇战斗力强，不好打，小队倭寇机动灵活，没法打，为了几十个人调集数千大军围捕，实在丢不起这个人，还不如去上吊。
就在胡宗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支奇特的武装出现了，他们组成了民兵联防队，四处围剿倭寇。而更让人惊讶的是，曾纵横千里、无人可挡，连政府军都不怕的浪人倭寇，碰到他们却总是全军覆没，落花流水。
因为浪人们固然是剑道高手，这帮兄弟却是高手中的高手——少林寺的和尚。
嘉靖三十三年（1554），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万表终于无法忍受了，流动倭寇四处出没，使他焦头烂额，却又无计可施。
苦思冥想之下，他突然灵机一动，召见了杭州及苏州两地的寺院主持，交给了他们一个任务。
几天之后，一支由苏杭两地上百名和尚组建的巡防队正式成立，主旨只有一个——杀死倭寇。
这帮和尚都是精挑细选的武僧，个个自幼苦练武艺，精通棍法，老家也都在附近，听见倭寇两个字就手痒，听到消息，纷纷踊跃报名，经也不念了，抄起棍子就上了战场。
事实证明，中华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拿刀的武士干不过拿棍的和尚，管你什么“阴流”、“剑道”，几棍子扫过去全部滚蛋。
和尚联防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间，该队在杭州湾及松江府（今上海附近）一带与倭寇作战多次，无一败绩，令倭寇闻风丧胆。
而最为生猛的一次战役，发生在松江附近的翁家港，当时一百多名倭寇跑到这里，还没开抢就撞到联防队，此时这帮和尚已然名声大噪，所以倭寇们见到光头掉头就跑，联防队二话不说，拖着棍棒就追。
一般说来，追个几里路也就完事了，但这帮和尚比较较真，竟然跟着追了六天，一路打一路追，一直跑到嘉兴，全歼所有倭寇（据说连倭寇的家属也干掉了），这才收兵回营。
少数几个和尚是无关大局的，要想解决倭寇，胡宗宪真正需要的，是几个重量级人物的加入。
陆炳(1510—1560)，字文明，平湖人。祖墀以军籍隶锦衣卫，父松袭职。其母为明世宗朱厚熜乳媪，炳幼小从母出入宫禁。稍长，武健沉鸷。明嘉靖十一年(1532)武进士，授锦衣副千户，父卒后转任指挥佥事，进指挥使，掌南镇抚事。嘉靖十八年，随世宗南巡至卫辉(今河南汲县)，夜行宫失火，冒死救世宗，深得宠幸，擢为都指挥同知，掌锦衣卫事。未几，擢都督佥事，又以缉捕功升都督同知。陆炳为扩充权势，对朝廷大臣表面敬重，暗中设计陷害。又巴结阁臣夏言、严嵩，曾捶杀兵马指挥，为御史弹劾，夏言拟旨欲逮治，反被其勾结严嵩致死。后大将军仇鸾与严嵩争权，陆炳收集仇鸾不法之事，劾其虚报战功，阴谋不轨，世宗即收仇鸾敕印，致其忧惧而死。陆炳因揭发有功，进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再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嘉靖三十三年，值内苑。越三年，弹劾司礼中官李彬等三人侵盗工所物料，仿帝陵建坟，使其处斩。不久加太保兼少傅，仍掌锦衣卫。陆炳笼络凶豪恶吏为爪牙，侦知民间富人有小过，即收捕并没收其财富，积资数百万，营造别宅10余所，庄田遍四方，权势倾天下。嘉靖三十九年卒，谥武惠，赠忠诚伯。墓在今平湖市秀溪乡溪漾(俗称“指挥坟”)。其子绎袭锦衣卫佥事。隆庆初，御史追论陆炳罪，削秩，夺其家产。万历三年(1575)，宰相张居正等上奏陆炳救驾有功，为其开脱罪责。其孙陆逵遂世袭锦衣千户。 附录
嘉靖年间，制度更为完备。嘉靖三十四年（1545）与三十年（1551）进一步规定1.各衙门所属官员，六年之内未经考察者，不拘升迁、见任，行各堂上官开注事迹、揭帖，亲携赴吏部，以凭参酌去留。如有遗漏，听科道连名纠劾。2.京察在巳、亥年二月举行，五品以下听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考察，四品以上自陈取旨。，考察若有疏漏，科道官理当拾遗，拾遗若有不当，允许科道官互相纠举。而外察依然遵循辰、戌、丑、未三年一考之例，亦由吏部与都察院主持，制度越发趋于健全。考察理当是督促官吏清廉称职的一项重要措施，但主持考察之官员往往借机党同伐异，打击政敌。更有甚者，非考察之年行考察之事，以达到其清除异己的目的，嘉靖丙辰京察就是这一典型事件。
一
嘉靖丙辰，即嘉靖三十五年（1556），是例行的外察之年，而非京察之年。二月，吏部尚书李默主持外察，三月，却由大学士李本主持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京察。要认真透彻地分析此次京察，还是让我们从京察背后的关键人物严嵩谈起吧。
严嵩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一直就深得世宗器重。虽然嘉靖二十四年（1545）夏言的再度入阁，曾使严嵩一度有被冷落之感。二十五年（1546）至二十七年（1548）年间，内阁只有夏言和严嵩两位大学士，夏言以其凌人的气势使严嵩惴惴不安，但严嵩以柔克刚，终以高人一筹的战略将夏言挤出内阁，夏言竟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月被弃市。在这次生互攸关的斗争中，严嵩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随后入阁的两位大臣南京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治与少詹事兼学士李本皆唯严嵩之命是从，严嵩以其善撰青词与善揣摩世宗心态而深得世宗宠信，他本应高枕无忧，但他对朝臣间斗争之激烈深有感触，因而仍一如既往地侍奉世宗，对政敌保持着高度警惕。二十九年（1550）十月，张治病逝，内阁只有严嵩与李本二人。三十一年（1552）月，礼部尚书徐阶遂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徐阶与夏言的关系不疏，夏言曾举荐过徐阶，因而严嵩对徐阶不免有些提防，但从威望与朝中势力对比来看，徐阶远不是严嵩的对手，随后虽有过几次小小的试探，但徐阶终不敢公然与严嵩为敌，只得谨慎处事。内阁之中倒也相安无事。但嘉靖三十年（1551）月京察，吏部尚书夏邦谟致仕，三月，李默接任吏部尚书，却在朝中引起了一些波澜。
李默，字时言，瓯宁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为官较为刚直，任吏部验封郎中时，真人邵元节贵幸请封诰，他执不予。夏邦谟致仕时，李默以吏部侍郎升为尚书，“自正德初，焦芳、张彩后，吏部无侍郎拜尚书者，默出帝特简，盖异数也。”③可见，颇受世宗重用。但李默对严嵩多有不满，“严嵩柄政，擅黜陟权，默每持己意，嵩衔之。”④他并不依附严嵩，遇事坚持己见，故而引起严嵩的不满。吏部为六部之首，官员升迁进退皆决之于吏部，这关系到各派在朝中之任职，因而是各派争夺的焦点。地位如此重要的吏部，严嵩决不容许异己存在。嘉靖三十年（1551）十月，李默主持会推辽东巡抚，推选了布政使张臬、谢存儒以作候选人。世宗征求严嵩的意见，严嵩表示异议，并进而说李默不堪此任。于是，李默当即被罢职为民。
遂以严嵩的同年生万镗接任尚书。万镗既为严嵩故旧，又系其推荐，于是“每事委随，又颇通馈遗”⑤。遂成严嵩死党。但好景不长，一年以后，万镗因事免职。世宗又特旨起用李默，“命入直西内，赐直庐，许苑中乘马。寻进太子少保。未几，复命兼翰林学士。”⑥李默复职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
八月间事，李默的再起，对严嵩产生了威胁，一场激烈的斗争又将展开。
丙辰考察还未开始，就已山雨欲来风满楼。嘉靖三十四年（1555）闰十一月，兵科给事中梁梦龙秉承严嵩意旨上疏弹劾吏部尚书李默“废法行私，负国失职，乞加戒饬，以清仕路”⑦，李默亦上章自辩。世宗安慰李默“安心供职，以副简任”，但对梁梦龙之“轻率进言”亦未加处置。李默虽有过得罪严嵩被免职的教训，但他并未屈从，此次再起，且得世宗如此恩典，李默很想借考察官员之机杀杀严党的威风。
嘉靖三十五年（1556）
正月，由李默主持的吏部会同周延主持的都察院考察天下诸司官，是为例行的外察。得年老，左布政使岑万等十人；有疾，副使牟朝宗等人；罢软，右参政王教等人；不谨，按察使刘玺等三十九人；才力不及，左布政使吴惺等三十人；贪酷，副使崔宦等四人并各司杂职共二千余人。得旨，致仕黜调如例。随后，六科给事中王鹤、十三道御史霍冀等以考察拾遗论劾布政使王桥、按察使余勉学，参政陈光华、周大礼、刘汀等人不职状，吏部依情处理，或降职调用，或致仕闲住，李默主持外察时，秉公办事，“戒门下，谢宾客，同直大臣亦不得燕见。”⑧不为严党徇情，故此，许多严党人物受到处置，或调用，或闲住，矛头直指严嵩，“嵩甚恨”
⑨。外察使严嵩势力受到冲击和削弱。明年了巳京察，如果依然由李默主持，严党势力势必损失更大。严嵩对此不会善罢干休。恰在此时，李默与严的心腹赵文华的矛盾亦更加激化。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督察浙江工部侍郎赵文华疏乞还京，次年正月抵京。赵文华曾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请祷海神抵御倭寇，因为当时江浙一带倭患极为严重，在严嵩的举荐下，世宗遣赵文华赴浙江视师。但赵本无军事才能，至浙江只是一味欺凌官吏，大肆搜刮财物。总督张经对赵文华极为鄙视。时广西田州土兵刚至浙江，即锐意请战，赵文华不分敌情，竟听其言，且趣张经进兵，张经不听，赵文华遂以不听军令，上疏弹劾张经。
不久，张经在王江泾大败倭寇，但竟以赵文华的谗言使张经被捕，后随即被杀。以后代行总督的人周珫、杨宜皆庸驽无远略，由是各兵漫涣，贼势益炽，致使江浙前线一片溃败。不久，明兵在苏州击败倭寇，俞大猷又有海洋之捷，赵文华见机想抽身回京，“遽言水陆成功，江西清宴。臣违阙日久，请归供本职。”而事实上江浙倭寇更为猖獗，“是时海洋回倭，泊浦、东川沙旧巢及嘉定、高桥皆为倭据，而新倭来者日众，浙东西破军杀将羽书沓至。”⑩然赵文华竟以倭寇几灭上闻，欺骗朝廷。
赵文华的谎言虽一时蒙骗了世宗，但朝臣大多不以为然。还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一月时，兵科给事中夏栻与吏科给事中孙浚就上疏弹劾赵文华玩法误国。孙浚在疏中对赵文华请罢应天巡抚曹邦辅，明白表示不妥。疏言“今苏松民士谓邦辅实心任事，称不容口。其前流劫留都之倭又为邦辅所灭，功能独然，遽请斥罢，文华之意殆不可晓。”（11）夏栻则言“浙直官兵会剿陶宅逋寇，屡遭陷败，诸臣奏报不实，且赵文华欺诞，大负简命。”
（12）但由于严嵩曲意回护，赵文华未受到处置，世宗也误听赵文华言江浙仅留残寇而甚为高兴。但江浙一带的战报依然纷至沓来。嘉靖三十五年（1556）
二月，巡按直隶御史周如斗以正月间明军败于四桥事闻，且参劾总督侍郎杨宜“轻率寡谋”，致使参将尚允绍，指挥李田、鲍东莱等阵亡，于是，杨宜被免职。世宗亦怀疑赵文华以前谈“零寇将灭”为不实之词，屡以此询问严嵩。严嵩委婉庇护，终未使世宗释疑，赵文华大惧，遂企图通过告讦，将罪名栽到其他大臣身上。
当时，朝中大臣对赵文华的“恣睢暴戾”，多不敢与他公开对抗，唯独李默“以盛气折之”（13）。李默既不阿附严嵩，对严党亦很鄙视，更对赵文华在浙江的所作所为，嫉之如仇。张经是李默的同乡，对张经的屈死，李默深表同情。赵文华对李默颇有些忌惮。杨宜被罢职，严嵩、赵文华想以胡宗宪代行总督职权，但李默主持会推，推选南京户部侍郎王诰而不推胡宗宪，再一次令严嵩与赵文华失望。严嵩与赵文华对此切齿痛恨。为了清除异己，亦为解救自身，赵文华遂上疏弹劾李默，罪名有二其一，谤讪世宗。李默曾主持部试入选，策目有“汉武、唐宪成以英睿兴盛业，晚节乃为任用匪人所败”等语（14），赵文华疏中摘录此语，指责李黩这是有意讥谤世宗，罪莫大焉。
其二，干扰江浙督抚用人，致使所用非人，东南涂炭，倭寇猖獗。将倭寇未灭的罪责推到李默身上。他说臣受皇上重托，为人所嫉。近奉命还京，臣计零寇指日可灭，乃督抚非人，今复一败涂地，皆由默恨臣前岁劾逮其同乡张经，思为报复。
迨臣继论曹邦辅，则嗾给事中夏栻、孙浚媒孽臣及宗宪，党留邦辅，延今半年，地方之事大坏。昨浙直总督又不推宗宪，而用王诰抵塞，然则东南涂炭，何时可解？陛下宵旰之忧何时可释也！默罪废之余，皇上洗瘢录用，不思奉公忧国，乃怀奸自恣，敢于非上如此，臣诚不胜愤愤，昧死以闻。（15）
这两条罪名，均可置李默于死地。世宗一向刚愎自用，容不得大臣有半点异议，讥谤之人又岂能轻易放过！而东南倭患一向是世宗的心病，正想探询倭患久炽未灭的原因，恰在此时，赵文华以“督抚非人”，主持会推的李默自然罪责难逃。世宗览疏大怒，当即下李默镇抚同拷讯，并判处斩刑。未及行刑，李黩已瘐死狱中。
李默两度入主吏部，依己见行事，不党附严嵩，然仍成为朝中党争的牺牲品。他能执掌吏部，一则赖世宗之倚重；二则得陆炳为门生。陆炳当时为锦衣卫都指挥，颇受世宗宠幸。虽然陆炳与严嵩关系甚洽，但李默并不因之而听命于严嵩，一直坚持己见。《明史》称之为“博雅有才辨，以气自豪”，“然性偏浅，用爱憎为轩轾，颇私乡旧，以恩威自归，士论亦不甚附之。”（16）谈迁则认为“默性卞急，不能容人过，接士大夫少愉色，援引才俊，不使人知之，得大臣体。”（17）评价较高。可见，李默在激烈的党争中，尚多能秉公行事，能做到此，已属不易。
赵文华经此一疏，既清除了李黩，又为自己洗清了罪名，消除了世宗的疑心，重新赢得了世宗的信赖，而且使严党在京察中争取了主动。
李默下狱为二月二十九日，当日即罢王诰，进胡宗宪兵部左侍郎兼左佥都御史，总督浙直福建军务。次日，又以大学士李本兼掌吏部事务。李本掌管吏部数日，即提出要对京官进行考察。在正月进行的外察中，由于李黩坚持原则，不依从严嵩旨意，致使严党受到打击。而京察较之外察更为重要，现李默已下狱，主持京察之大学士李本秉承严嵩旨意，想借此机会再除异己，培植党羽。
二
李本主持吏部事务只有十日，他二月三十日掌管部事，三月十一日，工部尚书吴鹏就改为吏部尚书，李本即离开吏部，虽只有短短十日，然李本却主持完成了当年的京察事宜。其实，丙辰并非法定的京察之年，按理应于下巳（即次年）举行，但李本却迫不及待。李本不过是临时掌管吏部，且只有数日，对吏部事务还不甚了解，却要主持临时京察，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李本，本名吕本，字汝立，号南渠，冒姓李。余姚人，嘉靖十一年（1532）
进士。他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在夏言弃市后入阁的，而对首辅严嵩则俯首贴耳，丝毫也不敢懈怠。
三月初四日，李本上疏，请求考察两京九卿、长贰府寺等衙门堂官及各总督巡抚，将“朴不称者稍易之，尚堪驱策者留之”。他还有一套冠冕堂皇的大话，曰近者当事之臣，内外用人，不论贤否，动以爱憎为用舍，徇私纳贿，祗取充位，是以庶绩日隳，南北多故，陛下焦恩，屡更数易，即有龊龊自保之士，鲜能分主优者。臣闻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狼莠不除，嘉谷不生。故用人在去不肖。夫大臣者，小臣之倡也，大臣不职则小臣靡然从之，故去不肖者先大臣矣。（18）
世宗览疏，以为李本是忠诚报国，遂命李本全权办理。于是，李本将朝中大臣一百一十三人划分为三等。上等二十八人，吴鹏、赵文华、严世蕃等；中等七十人，鄢懋卿、徐履祥等；下等十五人，即理当斥罢者则是南京吏部尚书杨行中、南京礼部尚书葛守礼、南京刑部尚书陶尚德、户部右侍郎艾希淳、刑部右侍郎郑大同、工部左侍郎郭鋆、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何云雁、南京鸿胪寺卿王楠、太仆寺少卿张秉壶、南京太仆寺少卿陈邦修、光禄寺丞丘乘文、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烜、郝维岳、汪尚宁，右佥都御史张鹗翼十五人。
“得旨，行中、守礼、尚德、鋆致仕，希淳、云雁调外任，大同等闲住。”
有关明代嘉靖年间的抗倭名将，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了戚继光、俞大猷、谭纶......甚至那位号称“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渭，也曾为抗倭事业立下功勋。而这些名将名士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人的支持，那就是胡宗宪。
抗倭名将戚继光
胡宗宪是徽州人，考中进士后从知县调任御史。他的胆略和见识在巡按北方边境时就已经凸显出来大同守军因为换防而要哗变，胡宗宪单枪匹马直入军营，告诉他们换防令取消了，大兵们自然就不闹了。不久停止换防的诏书才下达，同僚都对他刮目相看。
胡宗宪
表现不错的胡宗宪被派去巡按浙江，而此时来浙江已经不是美差了倭寇已经把浙江给搅和得鸡飞狗跳，而尽管地方官张经、李天宠尽心尽力地防守，中央来的特派员赵文华却还在处处掣肘。野心颇大的胡宗宪看到了机遇，在浙江处处都对赵文华没好脸色的情况下主动依附了赵文华，两人遂结为至交。
赵文华
此时张经指挥了几个胜仗，胡宗宪也稍有功劳。而在赵文华那里，功劳全部给了胡宗宪，张李二人反被扣上通敌的帽子，被押往北京听候发落。这哥俩实在也不是个打仗的料，带着人去收拾残兵败将被打的大败，赵文华也只能悻悻离开浙江。
没曾想，坏事变好事。赵文华仗着干爹严嵩的势力，在京城翻案，又为他那个好朋友胡宗宪说情。结果短短不到一年，直浙总督换了两任；而仅仅是个六七品御史的胡宗宪，居然就坐到了直浙总督的位子。胡宗宪的上位手段虽然有些卑劣，但他和赵文华、严嵩那种只想着升官发财的人不同，他到底还是个有良知、有理想的官员。担任总督以后，他广泛提拔得力干将，戚继光等一大批将领都在他手中得到重用。但有能打的将领还不够，正确的战略才是获取战争胜利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