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画派是甘肃省画家提出的一项继承敦煌石窟艺术体系、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精美绝伦的彩陶文明和多民族文化传统，从而开宗立派的一个文化建设工程
从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后，敦煌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张大千等人借鉴敦煌艺术，创作了一些艺术作品之后，就不断有艺术家创作出敦煌题材和艺术风格的作品。他们可以看作是“敦煌画派”的先行者和探路者。
40年代的董希文，他所绘的《哈萨克牧羊女》吸收了北魏、西魏敦煌壁画的风格。其中成就最大的是董希文在五十年代初期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这幅作品被认为是中国民族油画的代表之作，画面中的天空、建筑装饰、灯笼和地毯都吸收了敦煌壁画的塑造因素；后来潘洁兹先生绘《石窟艺术的创造者》，其艺术创造手法用的是敦煌壁画中唐代壁画的绘画手法。
董希文
1959年，敦煌研究所的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关友惠、李其琼、万庚育、欧阳琳、霍熙亮等老艺术家们创作了《姑娘追》和《猎归》两幅作品，其中就是以敦煌壁画的唐代风格为主。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宋平、吴坚等省上领导就率先提出要搞一个“敦煌画派”，以此来突出甘肃绘画的地域特色。
2012年2月，在兰州举行的中国美协2012年年会上，“敦煌画派”的旗号第一次以形成主流意识的形式被旗帜鲜明地打响了。中国美协副主席冯远先生在年会的学术报告中，重点围绕挖掘甘肃文艺资源、打造“敦煌画派”谈自己的认识，并对甘肃建设“敦煌画派”的前景表示了肯定和乐观的态度。出席会议的众多全国各地的美术界代表也都表示甘肃建设“敦煌画派”恰逢其时。
2012年中国美协年会
4月10日，甘肃画院院长马国俊对记者表示，从2012年起，甘肃省将依托敦煌丰富厚重的文化艺术积淀，把打造“敦煌画派”作为一项工程来实施，以充分挖掘美术资源，传承和保护敦煌艺术资源。他介绍，甘肃打造“敦煌画派”的根本优势是，敦煌在甘肃，敦煌是一个美术符号、是个艺术符号，这个符号它不仅具有甘肃性，有中华民族的文化性，具有全世界的美术人都关注的这一种特征。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金色品牌，敦煌莫高窟壁画富丽多彩，有佛经故事画、经变画和佛教史迹画，也有山川景物、亭台楼阁等建筑画、山水画等。这些壁画是中国十六国时期至元代等1000多年的宗教、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的艺术再现。各朝代壁画表现出不同的绘画风格，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光辉篇章。打造“敦煌画派”就是要以敦煌美术元素为蓝本，融合时代因素，通过5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一种具有敦煌美术元素、具有健康积极向上的特征的美术倾向和美术风格。
尽管三十年前，甘肃画坛就有过搞“敦煌画派”的想法与实践，由于诸多原因，这一画派发展缓慢，画家人数较少，但并没影响许多艺术家对敦煌绘画艺术的执着与坚守。从“敦煌绘画的发现者”张大千，到“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敦煌壁画临摹第一人”段文杰，再到被誉为“敦煌绘画的开拓者”段兼善（段文杰之子），许多艺术家在默默的用汲取敦煌艺术在实践和指导着他们绘画创作，并时有佳作出现。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新一代年轻画家对敦煌文化的喜爱与追随，对敦煌画风的研究与实践，让人们看到了敦煌绘画的传承与发展，敦煌画派正在坚守与传承中日渐成熟并得到画坛的认可，2011年6月30日，青年一代敦煌绘画的传承者王琦荣的作品《敦煌一梦》系列山水画作品在2011年四方春季文物艺术拍卖会上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目光，最终以2.2万被兰州藏家拍走，这也说明了市场和收藏界对敦煌画风作品的认同与肯定。
敦煌艺术是佛教艺术。
公元111年，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敦煌就此成为佛教和佛教艺术自西域东传的第一站。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敦煌以其原有深厚的汉文化基础，融入西域传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造就了辉煌的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艺术乃指由建筑、雕塑及壁画三者紧密结合而成的综合艺术。
石窟的兴建是为了配合宗教需要，先后开凿敦煌市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县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县五个庙等规模大小不同的石窟群，并设置宗教雕塑和壁画的神殿。洞窟的主体是佛的塑像，两侧都陪衬有弟子、菩萨的塑像，共同成为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对象。壁画是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石窟寺中主要的作用是用具体的图像向佛教徒宣传、阐述佛教义理，绘画技巧高超，人物造型优美，特别是图画中线条运用得非常成功，利用铁线描、游丝描、摺鲁描、蓝艳描等表现人物的面孔、肉体、衣裙和衣褶，栩栩如生，唯妙唯肖。洞窟中壁画与塑像紧密结合，营造完整、独立的宗教世界来感染信众，使人们走进洞窟犹如走进佛国，「人佛交接、两得相见」，利用艺术美感来潜移默化，诱导人们信仰宗教。除了展现佛教世界外，古代社会生活的点滴也一一呈现在洞窟内壁画中。值得一提的是，洞窟中的菩萨塑像相当具有特色，猛一看是女性，体型丰满，动态优美，头发微微倾斜，斜肩柳腰，还有个小肚肚，中轴呈现S形，所以说「敦煌菩萨三道弯儿」。若透过镜头以动态展现各种菩萨的姿态，简直就像是在跳舞呢！仔细再看，敦煌的菩萨从脸到身体虽是女性的特徵，还保留了男性的特徵——胡子，胸部饱满像男性，腰是女人的腰，又有一说「敦煌菩萨是男人的胸、女人的腰和肚」。至於菩萨的性别——是中性的。
对於这列名世界文化遗产的佛教艺术宝库，过去由於时空阻隔，身处台湾的中国人无缘得见。本馆於4月29日推出的「沙漠中的明珠——敦煌石窟」特展是敦煌研究院历年在国内外举办过多次敦煌展览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希望将敦煌石窟艺术引进，让台湾地区的民众藉此机会认识中华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众所周知石窟内的文物均不能搬动，故此次参展展品的主题是洞窟模型、壁画和彩塑的摹本，它们既是敦煌石窟艺术精华的代表，更凝聚了敦煌研究院艺术家们的心血。他们长期在幽暗阴冷的洞窟里从事临摹的工作，观察、揣摩、研究敦煌艺术的特点与神韵，以其娴熟的摹绘技术，精确、忠实地再现原作的精神。展出作品中不乏著名的画家和敦煌学者，如常书鸿、董希文、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等人的心仪之作。
相信很多朋友看到敦煌壁画后都会被震撼到，莫高窟、西千佛洞等552个石窟，是世界上壁画的石窟群，也是佛教的艺术之地。莫高窟是在前秦时期开始修建，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敦煌壁画能够保存上千年之久呢？其实敦煌壁画还有很多问题无法解答，但他的意义绝对是非凡的。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敦煌壁画在历史上的秘密，想要了解的话就赶快来看看吧。
中国画就是黑白的文人水墨画吗?在敦煌，莫高窟的千年重彩壁画告诉我们，色彩的运用，在中国绘画传统中曾经是绝对的主流。延续一千多年的色彩斑斓的壁画，让莫高窟成为名副其实的“沙漠中的美术馆”，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中国传统绘画记忆。，到了五代、宋之后，以水墨卷轴画为主线的中国美术史，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彩色壁画的价值。
要想弘扬莫高窟这个丰富的艺术宝藏及其蕴含的中国绘画传统，临摹可以说是第一要义，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南朝画论家谢赫在其著作《古画品录》中，就把模写(即临摹)，写入中国古代美学原则的“六法”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当代的莫高窟美术研究的历史，也是由临摹串起来的，几代人的“面壁”摹写，在为我们留存、延续珍贵而脆弱的文化遗产，也让传统艺术迸发出更强盛的生命力。
于右任建议国民政府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2年初
1941年，时任国民党检察院院长于右任考察西北时来到莫高窟，便被精美的壁画深深震撼。他说，莫高窟艺术“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令人心痛的是，当时的莫高窟由于缺乏专业管理，一片残破。于右任立刻上书国民党政府，“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在他的呼吁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声援下，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莫高窟九层楼南侧洞窟20世纪初的残破景象，斯坦因1907年拍摄
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来到敦煌，中间为常书鸿，1943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立，可以说开启了莫高窟归由国家保护的新篇章。研究所建立之初，首要任务就是对洞窟艺术进行学习、研究和保护。经年累月的自然和人为破坏，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濒临毁坏，可以说保护工作刻不容缓，于是抢救性的壁画和彩塑临摹，就成了最重要、最紧迫的核心工作。第一任所长常书鸿，苦心孤诣克服各种艰难，拉开了以敦煌石窟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发扬之路。
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在洞窟临摹壁画，1945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合影，1946年
不同于李丁陇、张大千的个人临摹，这一时期的临摹工作更多地从留存濒临毁坏的壁画的角度，做抢救式临摹。常书鸿带领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边清理流沙、为洞窟编号、考据内容，一边紧张地展开保存式、抢救式的临摹。大家的努力获得了认可，1948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临摹品在南京、上海等地举办展览，引发各界热切关注。
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字“敦煌文物研究所”
敦煌文物研究所，1953年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确立了“保护、研究、弘扬”的方针，壁画临摹与石窟加固、壁画和彩塑修复等工程一起，进入更为专业的时期。这段时期也是临摹敦煌壁画数量最多、质量提高最快的黄金时期。
从到莫高窟的第一天起，常书鸿就一头钻进洞窟临摹、研究壁画;而在他之后，这一千秋伟业在段文杰、霍熙亮、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孙纪元、关友惠、万庚育等画家笔下得到延续。不同于之前的抢救式临摹，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研究、临摹的目的、风格和技法，建立完善的临摹评审机制，并逐渐形成了现状临摹、整理临摹到复原临摹的壁画临摹体系。现状临摹主要是客观复制，用于展览展示;整理临摹是通过比较研究补全局部缺损的艺术形象，为相关研究提供资料;复原临摹，则是在充分研究和考证后对壁画初始面貌的恢复性临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研究。
榆林窟第25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所职工临摹前室天王完成后开会审查，1956年
大量壁画因历经千年岁月已漫漶不清，要回溯到一千多年前刚画出的面貌，需要通过横向、纵向比对和大量研究，所以复原临摹是难度和强度最大的一种研究。但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有名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原图已经残损不堪，如果没有段文杰先生的复原临摹，人们大概永远无法窥见这幅艺术珍品的原貌。
段文杰对莫高窟第130窟残损“都督夫人礼佛图”进行复原临摹，1955年
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南壁都督夫人礼佛图现状，孙志军摄影
在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和敦煌学者史苇湘看来，临摹绝对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认识、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更是保存、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
关友惠、史苇湘、霍熙亮临摹第249窟壁画，1956年
大家的临摹工作获得了回报。1950年代初期起，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印度、捷克、波兰、日本、缅甸等地，举办“中国敦煌艺术展”，引起巨大的艺术共鸣。迄今为止，敦煌研究院已经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16个国家举办国际敦煌展览，国内的展览更是遍及多地，均收获热烈反响。
《中国敦煌艺术展》，日本，1958年
敦煌壁画之所以保存千年，天然矿物颜料的使用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之后的中国绘画传统中，追求意象的水墨笔法逐渐取代了重彩的表达，曾经绚烂的色彩世界似乎被遗忘了。
敦煌的画家们没有忘记。20世纪40—80年代的画家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没有能力使用天然矿物颜料;1980年代后，敦煌文物保护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在步入国际合作、科学保护以及敦煌艺术弘扬新阶段之际，敦煌壁画临摹也开始了新的突破，即开始使用与洞窟壁画同样的天然矿物颜料，沿袭古代绘画技法并运用于现代美术创作的“敦煌岩彩”，逐渐受到业界关注。
而在海峡对岸，深受隋唐文化影响的日本，一千多年来，始终在继承和发扬敦煌壁画所用的矿物颜料及工艺，敦煌重彩的色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展，敦煌壁画临摹甚至成为相关院校生的必修课。1985年起，在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与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先生共同倡导下，两个机构开始了频繁的学术往来。随着敦煌研究院赴日留学的学者陆续归来，从中国传至日本的矿物颜料工艺又回到中国，丰富并创新着敦煌壁画的临摹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事业。
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欧阳琳在临摹，1984年
敦煌研究院职工娄婕同志在第220窟临摹壁画，1986年
丰富的色彩、生动的形态、流畅的线条、传神的意境……对这延续一千年的敦煌艺术的临摹，是要持续几代人的百年伟业。敦煌研究院现在所设的美术研究所，便是专门从事壁画临摹、复制以及敦煌艺术研究的部门。他们通过临摹和创作的实践表明，临摹不只是复制，更是现当代临摹者穿越时空与古代画师们的对话，也是一代代画家对东方绘画的领悟和创新。一代代艺术工作者笔耕不辍，体味着千年间的东方艺术精魂，勾连起宏阔的中华文明命脉。而敦煌艺术的生命力，正是需要通过壁画临摹与研究，通过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来呈现。
《丹青汇敦煌研究院赴日研修青年艺术家作品展》
2019年7—8月，“丹青汇敦煌研究院赴日研修年轻艺术家作品展”在莫高窟开幕，展出的岩彩画作的源泉，正是莫高窟壁画的传统材料工艺，而屏风画、绢画、扇面画等作品，也都是从传统绘画的摹写入手，展现他们对东方艺术的理解和探索。与七十多年来敦煌研究院的众多艺术工作者一样，青年画家也成长于多元开放的文化交流时空。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敦煌色彩的新生，窥见中国传统绘画的传承，更重要的是艺术只有在回望传统、面向未来的传承创新中，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方能生生不息。而这，也正是敦煌艺术的使命所在。
佛教艺术宝库—敦煌石窟艺术
公元111年，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敦煌就此成为佛教和佛教艺术自西域东传的第一站。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敦煌以其原有深厚的汉文化基础，融入西域传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造就了辉煌的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艺术乃指由建筑、雕塑及壁画三者紧密结合而成的综合艺术。
石窟的兴建是为了配合宗教需要，先后开凿敦煌市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县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县五个庙等规模大小不同的石窟群，并设置宗教雕塑和壁画的神殿。洞窟的主体是佛的塑像，两侧都陪衬有弟子、菩萨的塑像，共同成为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对象。壁画是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石窟寺中主要的作用是用具体的图像向佛教徒宣传、阐述佛教义理，绘画技巧高超，人物造型优美，特别是图画中线条运用得非常成功，利用铁线描、游丝描、摺鲁描、蓝艳描等表现人物的面孔、肉体、衣裙和衣褶，栩栩如生，唯妙唯肖。洞窟中壁画与塑像紧密结合，营造完整、独立的宗教世界来感染信众，使人们走进洞窟犹如走进佛国，「人佛交接、两得相见」，利用艺术美感来潜移默化，诱导人们信仰宗教。除了展现佛教世界外，古代社会生活的点滴也一一呈现在洞窟内壁画中。值得一提的是，洞窟中的菩萨塑像相当具有特色，猛一看是女性，体型丰满，动态优美，头发微微倾斜，斜肩柳腰，还有个小肚肚，中轴呈现S形，所以说「敦煌菩萨三道弯儿」。若透过镜头以动态展现各种菩萨的姿态，简直就像是在跳舞呢！仔细再看，敦煌的菩萨从脸到身体虽是女性的特徵，还保留了男性的特徵——胡子，胸部饱满像男性，腰是女人的腰，又有一说「敦煌菩萨是男人的胸、女人的腰和肚」。至於菩萨的性别——是中性的。
对於这列名世界文化遗产的佛教艺术宝库，过去由於时空阻隔，身处台湾的中国人无缘得见。本馆於4月29日推出的「沙漠中的明珠——敦煌石窟」特展是敦煌研究院历年在国内外举办过多次敦煌展览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希望将敦煌石窟艺术引进，让台湾地区的民众藉此机会认识中华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众所周知石窟内的文物均不能搬动，故此次参展展品的主题是洞窟模型、壁画和彩塑的摹本，它们既是敦煌石窟艺术精华的代表，更凝聚了敦煌研究院艺术家们的心血。他们长期在幽暗阴冷的洞窟里从事临摹的工作，观察、揣摩、研究敦煌艺术的特点与神韵，以其娴熟的摹绘技术，精确、忠实地再现原作的精神。展出作品中不乏著名的画家和敦煌学者，如常书鸿、董希文、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等人的心仪之作。
敦煌石窟艺术继承发展本土汉晋艺术传统，吸收南北朝、唐宋美术艺术流派的风格，又不断接受、融合域外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这次特展精选於敦煌研究院典藏的摹本和文物珍品，代表了敦煌石窟不代、不同洞窟、不同内容的优秀作品，可视为敦煌石窟艺术的缩影，值得您细细的品味与体会，希望您与我们一同参与这难得的艺术飨宴。
敦煌艺术是佛教艺术。
公元111年，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敦煌就此成为佛教和佛教艺术自西域东传的第一站。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敦煌以其原有深厚的汉文化基础，融入西域传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造就了辉煌的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艺术乃指由建筑、雕塑及壁画三者紧密结合而成的综合艺术。
石窟的兴建是为了配合宗教需要，先后开凿敦煌市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县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县五个庙等规模大小不同的石窟群，并设置宗教雕塑和壁画的神殿。洞窟的主体是佛的塑像，两侧都陪衬有弟子、菩萨的塑像，共同成为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对象。壁画是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石窟寺中主要的作用是用具体的图像向佛教徒宣传、阐述佛教义理，绘画技巧高超，人物造型优美，特别是图画中线条运用得非常成功，利用铁线描、游丝描、摺鲁描、蓝艳描等表现人物的面孔、肉体、衣裙和衣褶，栩栩如生，唯妙唯肖。洞窟中壁画与塑像紧密结合，营造完整、独立的宗教世界来感染信众，使人们走进洞窟犹如走进佛国，「人佛交接、两得相见」，利用艺术美感来潜移默化，诱导人们信仰宗教。除了展现佛教世界外，古代社会生活的点滴也一一呈现在洞窟内壁画中。值得一提的是，洞窟中的菩萨塑像相当具有特色，猛一看是女性，体型丰满，动态优美，头发微微倾斜，斜肩柳腰，还有个小肚肚，中轴呈现S形，所以说「敦煌菩萨三道弯儿」。若透过镜头以动态展现各种菩萨的姿态，简直就像是在跳舞呢！仔细再看，敦煌的菩萨从脸到身体虽是女性的特徵，还保留了男性的特徵——胡子，胸部饱满像男性，腰是女人的腰，又有一说「敦煌菩萨是男人的胸、女人的腰和肚」。至於菩萨的性别——是中性的。
对於这列名世界文化遗产的佛教艺术宝库，过去由於时空阻隔，身处台湾的中国人无缘得见。本馆於4月29日推出的「沙漠中的明珠——敦煌石窟」特展是敦煌研究院历年在国内外举办过多次敦煌展览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希望将敦煌石窟艺术引进，让台湾地区的民众藉此机会认识中华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众所周知石窟内的文物均不能搬动，故此次参展展品的主题是洞窟模型、壁画和彩塑的摹本，它们既是敦煌石窟艺术精华的代表，更凝聚了敦煌研究院艺术家们的心血。他们长期在幽暗阴冷的洞窟里从事临摹的工作，观察、揣摩、研究敦煌艺术的特点与神韵，以其娴熟的摹绘技术，精确、忠实地再现原作的精神。展出作品中不乏著名的画家和敦煌学者，如常书鸿、董希文、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等人的心仪之作。
佛教艺术宝库—敦煌石窟艺术
公元111年，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敦煌就此成为佛教和佛教艺术自西域东传的第一站。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敦煌以其原有深厚的汉文化基础，融入西域传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造就了辉煌的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艺术乃指由建筑、雕塑及壁画三者紧密结合而成的综合艺术。
石窟的兴建是为了配合宗教需要，先后开凿敦煌市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县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县五个庙等规模大小不同的石窟群，并设置宗教雕塑和壁画的神殿。洞窟的主体是佛的塑像，两侧都陪衬有弟子、菩萨的塑像，共同成为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对象。壁画是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石窟寺中主要的作用是用具体的图像向佛教徒宣传、阐述佛教义理，绘画技巧高超，人物造型优美，特别是图画中线条运用得非常成功，利用铁线描、游丝描、摺鲁描、蓝艳描等表现人物的面孔、肉体、衣裙和衣褶，栩栩如生，唯妙唯肖。洞窟中壁画与塑像紧密结合，营造完整、独立的宗教世界来感染信众，使人们走进洞窟犹如走进佛国，「人佛交接、两得相见」，利用艺术美感来潜移默化，诱导人们信仰宗教。除了展现佛教世界外，古代社会生活的点滴也一一呈现在洞窟内壁画中。值得一提的是，洞窟中的菩萨塑像相当具有特色，猛一看是女性，体型丰满，动态优美，头发微微倾斜，斜肩柳腰，还有个小肚肚，中轴呈现S形，所以说「敦煌菩萨三道弯儿」。若透过镜头以动态展现各种菩萨的姿态，简直就像是在跳舞呢！仔细再看，敦煌的菩萨从脸到身体虽是女性的特徵，还保留了男性的特徵——胡子，胸部饱满像男性，腰是女人的腰，又有一说「敦煌菩萨是男人的胸、女人的腰和肚」。至於菩萨的性别——是中性的。
对於这列名世界文化遗产的佛教艺术宝库，过去由於时空阻隔，身处台湾的中国人无缘得见。本馆於4月29日推出的「沙漠中的明珠——敦煌石窟」特展是敦煌研究院历年在国内外举办过多次敦煌展览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希望将敦煌石窟艺术引进，让台湾地区的民众藉此机会认识中华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众所周知石窟内的文物均不能搬动，故此次参展展品的主题是洞窟模型、壁画和彩塑的摹本，它们既是敦煌石窟艺术精华的代表，更凝聚了敦煌研究院艺术家们的心血。他们长期在幽暗阴冷的洞窟里从事临摹的工作，观察、揣摩、研究敦煌艺术的特点与神韵，以其娴熟的摹绘技术，精确、忠实地再现原作的精神。展出作品中不乏著名的画家和敦煌学者，如常书鸿、董希文、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等人的心仪之作。
敦煌石窟艺术继承发展本土汉晋艺术传统，吸收南北朝、唐宋美术艺术流派的风格，又不断接受、融合域外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这次特展精选於敦煌研究院典藏的摹本和文物珍品，代表了敦煌石窟不代、不同洞窟、不同内容的优秀作品，可视为敦煌石窟艺术的缩影，值得您细细的品味与体会，希望您与我们一同参与这难得的艺术飨宴。
敦煌的生活方式
在敦煌多年却川音未改的李其琼，谦虚地把自己称作“敦煌壁画临摹工作者”，她这样和她一样在敦煌临摹的画家们的愿望，“让更多的人们能够看到敦煌的美和伟大”。常沙娜还记得，1952年，李其琼刚刚从部队复原，就来到敦煌结婚。她的新婚丈夫是研究敦煌历史建筑的专家孙儒间，是她在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的同学。结婚没几天，李其琼就钻进了“洞子”，开始临摹，还曾经因为冬天点着炉子烤颜料，差点在“洞子”里煤气中毒。
她并非没有梦想，“我开始去的时候，动机很不纯，和奉献一点也不沾边。我在西南艺专学油画出身，后来参军一直做美术工作，去敦煌也是想成为张大千、董希文他们那样的大艺术家。其实我是抱着一种小偷的心态去的，想要从敦煌偷师学艺”。这个“小偷”是除了常书鸿之外临摹敦煌壁画最多的人，在敦煌的40多年，她临摹了120多平方米的壁画。现任敦煌美术研究所所长的侯黎明统计过，专业的临摹工作者一般最多“一年能够临三四平方米”。于是这看似普通的120平方米，就有了时间雕刻出的力量。
“刚刚去的时候，条件很差，不要说生宣熟宣，连最便宜的马利牌广告色都没有。”李其琼和常沙娜都经历过最艰苦的时候。敦煌的洞子里光线也很差，“有光线能照到的洞子，我们就尽量不点油灯、蜡烛，毕竟对壁画不好。怎么办呢，就是追着阳光画，光照不到的地方就用镜子反射，那时候我们也买不起多么大的镜子，还用过白纸来反光”，李其琼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中。“一手点着蜡烛或者擎着煤油灯，一手画画”对常沙娜和李其琼都是常事，对于个头小小而且彼时还未成年的常沙娜来说，洞窟里高高的墙上美丽的壁画更是体力的考验，需要她仰头看上半天才能勾上一条线。现在敦煌研究院美术所的后辈们使用的都是古代人使用的高级矿物颜料，常沙娜为展厅里用矿物颜料临摹的作品而沉醉，“你看那背景上星星点点的矿颜料才有的光，多美”。“我们那时候根本都不知道”，李其琼和同事们最好的颜料也就是水粉。
压力和困难来自四面八方，常沙娜记得，父亲用小毛驴载着她，还有大家呕心沥血临摹的作品，在戈壁滩上跋涉，去办筹款画展。“刚刚成立2年，就是1945年的时候，民国政府教育部决定要撤销研究所，父亲非常急。”1953年关友惠刚去的时候，也是坐着牛车从同一条路进的莫高窟。刚过半百的侯黎明是敦煌的后来者，他刚去的时候，敦煌的水还是他戏称的“减肥水”——碱性大，“喝了就要拉肚子”。而且莫高窟离敦煌县城还有25公里，一直到不久之前，吃菜的问题才得到解决。他将在敦煌的临摹研究工作为“先要学会在敦煌生活”。“在敦煌生活”对于先驱者常沙娜们而言，就更是噩梦，“尤其是那些江南来的先生们，真是苦不堪言”。1943年常书鸿带着妻子儿女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正要离开，他移交给常书鸿一片长蘑菇的地方，“这片蘑菇后来成了大家维持工作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