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胡兰（1932年－1947年1月12日），原名刘富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45年进中共妇女干部训练班，1946年被分配到云周西村做妇女工作，并成为中共候补党员。1946年12月21日，刘胡兰参与暗杀云周西村村长石佩怀的行动。
当时的山西省国民政府主席阎锡山派军于1947年1月12日将刘胡兰逮捕，因为拒绝投降，被铡死在铡刀之下，时年15岁。随后，刘胡兰被中共晋绥分局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7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曾亲笔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2、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儿童团团长，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后任某部六班班长。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10余人。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他所领导的班获“董存瑞练兵模范班”称号。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
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
危急关头，他毅然决然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我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3、吉鸿昌，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不明白中国。
陪同的人对吉鸿昌说“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4、王朴生于1929年，牺牲于1943年，河北省完县人。他生长的太行山石岭下的河北省完县野场村，11岁时被大家推选为儿童团团长，牺牲时只有14岁。
王朴诞生在村里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在他开始懂事的时候，日本强盗发动了“七七”芦沟桥事变，侵占华北，战争的火焰烧到了他的家乡太行山。日寇烧杀抢掠的凶残行为，在王朴幼小的心灵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
有一次，野场村的乡亲们全被日寇赶到村子里，王朴也是其中一个，日寇拿着一份由汉奸金珠子提拱的村干部和抗日军属名单，叫汉奸翻译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出来，然后狗汉奸龇牙咧嘴地问王朴“你就是野场村的儿童团团长王朴吧？”。
王朴理都不理这个狗汉奸。“你必须明白八路军的东西藏在那里，说出来就放你回家。”“不明白！就是明白也不会告诉你鬼子和狗汉奸！”王朴面不该色得回答。日寇猛地抽出了东洋指挥刀，指着王朴的胸口，狂叫道“你的小八路，快快的说，你不说死了死了的！”
王朴应对日本鬼子强盗的刺刀，想起了“五不誓言”，想起了张喜子和秀大伯，更想起了自我领着儿童团团员宣言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秘密不可泄！”于是把牙一咬，昂首挺胸，应对死亡，毫不畏惧。就这样，王朴英勇的为自我的祖国献出年轻的生命。
5、杨靖宇在山林中与敌人激战数日，受伤多处，后被敌人包围，在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情况下，仍毫不畏惧，顽强抗击，击敌死伤20余人，壮烈殉国。
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铡下了他的头颅，又剖开了他的腹部，惊骇地发现他胃肠里尽是未能消化的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日寇无不震惊。他用鲜血浇灌着和平之花，用生命捍卫了人类的正义。
一、吴佩孚是被日本军医害死的
吴佩孚维护民族大义，保持晚节，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1939年12月4日，他因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受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指使，日本牙医将其杀害。
抗战胜利后，为表彰其保持晚节，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194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为吴佩孚举行国葬，葬于北平玉泉山。
二、孙传芳是被仇人枪杀的
1935年11月13日，被孙传芳俘虏后处决的施从滨之女施剑翘，隐姓埋名十年后终于在孙传芳修建的“居士林”中用勃朗宁手枪三发子弹刺杀了杀父仇人孙传芳。他死后葬于海淀区北京植物园内。
三、张作霖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的
张作霖曾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后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退出北京。由于他不肯满足日本人的无理要求，在1928年6月4日乘火车行至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当日送回沈阳官邸后即死去。
他死后葬于辽宁锦州凌海石山镇南驿马坊村。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日本战犯时，将皇姑屯事件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因为张作霖是当时中国的实际国家元首，谋杀一国的国家元首理应是违反国际法、是战争罪的行为。
简介
1、吴佩孚
吴佩孚（1874年4月22日—1939年12月4日），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爱国者、中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官至直鲁豫两湖巡阅使、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秀才出身，后投效北洋，并成为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的第一战将和智囊。
吴佩孚善于用兵，富于韬略，军事才能在当世中国武人中堪称首屈一指，兵锋所指，无不披靡，更为世人瞩目。
在其军事生涯前期，曾一战安湘、再战败皖、三战定鄂、四战克奉，有“常胜将军”之名。其人格品德更甚高，既讲求五伦八德，也醉心佛老之道，有《循分新书》、《正一道诠》、《明德讲义》、《春秋正义证释》等著述传世。
吴佩孚平生注重修身，廉洁自守，为人忠直，至性至情，称得上是北洋集团中乃至民国政坛军界中的佼佼者，华北沦陷于日伪之后，愈显其晚节弥坚。
甚至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中华民族伟大而不可侵犯的气节（1939年12月4日被日本军医杀害）。他还是亮相《时代》杂志封面的首位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
2、孙传芳
孙传芳（1885年4月17日—1935年11月13日），字馨远，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下乔庄村（祖籍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岔河村）。
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孙复后人，直系军阀首领，与张作霖、吴佩孚并称为“北洋三大军阀”，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恪威上将”，人送外号“笑面虎”，号称“东南王”，是直系后期最具实力的大军阀。
孙传芳幼年孤苦，寄人篱下，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国赴日本留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后历任北洋陆军营长、团长、旅长等职。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军阀势力，同年11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任五省联军总司令。
期间拥兵数十万，积极进行军事改革，重用知识分子，裁减赋税，善待农人，江南五省人民生活安定。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组织兵力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主力军消耗殆尽一蹶不振。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佛堂，果断拒绝冈村宁次邀请其做华北伪政府主席的无理要求，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具有一定的民族气节。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被施剑翘刺杀身亡。
3、张作霖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字雨亭，汉族，奉天省海城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今辽宁省海城市）人。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乳名老疙瘩，他喜欢别人叫他“张大帅”。
张作霖自幼出身贫苦农家，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势力壮大，清政府无力征剿，就将其招安。张作霖协助清廷剿灭杜立三等土匪势力，后又消除蒙患，维护国家统一，逐步提升，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号称“东北王”，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
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与孙中山、段祺瑞及卢永祥结成同盟。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在位期间曾多次抵制日本人的拉拢，拒绝签订卖国条约。1928年因前线战事不利，张作霖被迫返回东北。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史称皇姑屯事件，当日送回沈阳官邸后即逝世。
扩展资料
轶事
1、吴佩孚
（1）避难京城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一天，23岁的吴佩孚烟瘾大发，可“普通座”已无空位，吴佩孚与当地著名豪绅翁氏相商，想借用翁氏所包的“雅座”一角抽几口过过瘾。谁知未过成烟瘾，却被翁氏踢了一脚，赶出了房门。
为出此口恶气，吴佩孚找到了当时蓬莱县城很有名气、由十个落第书生组成的“十虎”集团，求这些文痞、讼棍帮忙出气。
不日“十虎”大闹翁府，遭到官府缉拿。为避此祸，吴佩孚连夜逃往北京，穷困潦倒。为了糊口，他只有凭自己念过四书五经的能耐，刻苦攻读“相命书”，为他人卜卦算命。无论是吴佩孚本人或是翁氏都没有想到，烟馆“雅间”的一脚会踹出日后的一个手握重兵，叱咤风云的大军阀。
（2）谍战锋芒
光绪三十年（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俄战争前夕，由日军守田利远少佐带领渡海分别到旅顺、大连等地刺探俄军军事活动情报，尤其是俄国东方舰队的实力情况。
在执行此次任务中，吴佩孚给日本人的印象是“温和良顺，举动不苟；交人圆和而不露圭角；任事处变而不急近功和不邀虚名；所自信以为是者，则行之以渐。”
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总有法子先生”。吴佩孚出色的情报工作才能，深受守田的青睐。守田奖赏吴佩孚500大洋，并破例准假一周让吴佩孚骑着自己的坐骑回家探亲。
2、孙传芳
（1）笑虎将军
军阀孙传芳素有“笑虎将军”恶名。此人外表总是笑容可掬，但其本性阴毒。
1925年，孙传芳与奉军作战，俘虏了对方的前敌总指挥施从滨。施已60岁高龄，见了孙传芳还向他行了军礼。孙传芳满用古代的刑罚加以斩首，不仅如此，孙传芳还下令将施从滨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暴尸三日，并将施的头颅悬挂在蚌埠火车站示众多日。
正是此举，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孙传芳之死。
（2）皈依佛门
九一八事变后，同样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便劝他皈依佛门，借以超脱凡念。
孙传芳便与靳云鹏共同出资，将坐落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在佛教居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信徒们辗转相告，陆续参加活动的达三千多人。
3、张作霖
（1）宦海生涯
1901年，春节前夕遭金寿山勾结俄兵偷袭，逃往八角台与张景惠合股，被推为团练长。在途中，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即张学良。
1902年，于新民受抚，先任马队帮带（副营长）后升管带（营长）。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先为俄军效力后为日军效力。1907年，东三省改建省制，徐世昌首任总督，
计擒杜立山有功升为奉天巡访营前路统领。1908年，奉徐世昌命驻防郑家屯、洮南，追缴陶克陶胡叛匪。1909年，奉锡良总督之命追缴蒙匪牙什、白音大赉等。
1911年， 武昌起义，带兵入奉天省城镇压革命党人。1912年，因镇压革命党人被封为关外练兵大臣。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其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
1915年，被袁召入京，表示支持“速正大位”。袁世凯称帝后，又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1916年，驱段芝贵离奉，以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吴佩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孙传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作霖
傅作义（1895年6月27日－1974年4月19日），字宜生，山西荣河（今山西省万荣县）人，国民革命军将领。是一位抗日名将、追求进步的国民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剿总”司令。1949年1月，他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主张，毅然率部起义，促成北京和平解放，使古老的文化故都北京及其全部珍贵历史建筑完好地得到保存，200万北京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兵燹。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任水利部（后来的水利电力部）部长长达22年之久，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4年4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在电影《太行山上》的日军中将苫米地四楼被标枪击中身亡！~根据剧情今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献礼大片《太行山上》气势恢宏，期间抗日民众投掷标枪击毙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的旅团长苫米地四楼少将的镜头激动人心。真实历史实际上苫米地四楼少将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还任本土的津轻要塞司令，并未在中国阵亡。
《我的团长我的团》是一部抗日影视剧，我想80.90后的小伙伴大多都有看过，在这十年的时间里，这部经典剧的豆瓣分已达到9.3分。保家卫国，各地军民一起抵抗日本侵略者，川军，西北军，东北军，桂军，他们聚到了一起，经历了从华北到华南的大溃败，虽然他们的结局都没能逃过悲哀这两个字，但就是这样的一群兵，他们打出了一场场无愧于男子汉的战斗。
剧照
郝西川，是个兽医，在剧中他就像大家的父亲，因为年纪最长，他照顾着每个人的感受，对任何人都无私的奉献，他就是那样慈祥和善良。当听说他儿子在战场上牺牲时，丧子之痛给了他巨大的打击，后来他整个人都变的郁郁寡欢了，被日本人的步兵炮炸到山崖下死了。
剧照
经历了南天门之战后，孟烦了因战功被提升至少校，在西征中身负重伤而幸存，被提升为上校团长，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被俘，加入了七连。战争结束后，孟烦了回到了禅达，六十年后，昔日的禅达已经成了一个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城市，其间有一位叫孟烦了的老人，从未离开过这里，普普通通、安安静静地生活着。
剧照
龙文章，大家又叫他死啦死啦。在自己晋升为上校主力团长的授衔仪式上，他说出自己并不想和解放军作战，并给出了国军将会败给解放军的预言。后来发现自己进了军统特务处决的名单，也许是心灰意冷，在被处决前，举枪自杀了。
李连胜是个东北兵，外号叫李乌拉。他是迷龙的老乡，也是剧中被迷龙欺负最多的一个，听说是因为在一次战斗中，李乌拉指挥的排损失惨重，全排只剩下他和迷龙活着，其他人都死了。导致迷龙看不起他，欺负他。在缅甸战区时，他被敌人给抓了，虽然被龙文章他们救下，但还是没能活下来。
战争是残酷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结局也是悲哀，上一回兄弟们都还是吹牛打叉，下一回可能连见面的机会都没了。和平岁月来之不易，我们得感谢这些老前辈！
《我的团长我的团》是一部抗日影视剧，我想80.90后的小伙伴大多都有看过，在这十年的时间里，这部经典剧的豆瓣分已达到9.3分。保家卫国，各地军民一起抵抗日本侵略者，川军，西北军，东北军，桂军，他们聚到了一起，经历了从华北到华南的大溃败，虽然他们的结局都没能逃过悲哀这两个字，但就是这样的一群兵，他们打出了一场场无愧于男子汉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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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残酷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结局也是悲哀，上一回兄弟们都还是吹牛打叉，下一回可能连见面的机会都没了。和平岁月来之不易，我们得感谢这些老前辈！
狼牙山五壮士是五名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易县狼牙山为抵抗日本侵略军跳崖的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葛振林和宋学义。
五人中有三人死亡，葛振林和宋学义被崖旁树枝勾住均受重伤，被余药夫所救。宋学义于1978年在山西沁阳去世，葛振林于2005年在湖南衡阳去世。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极端困难的相持阶段，日军调集大批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狼牙山，是我一分区的重要军事基地之一，是守卫晋察冀根据地的东大门，是敌人进攻我根据地不可逾越的屏障。它既是我一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常驻地区，又是我军抗击敌人的极好战场。为了巩固我抗日根据地，粉碎敌人的“扫荡”和封锁、分割、蚕食，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我一分区部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从1940年春开始，对狼牙山地区进行人工改造，开辟了隐蔽通道，构筑了掩体工事，设置了各种障碍。新开辟的三条环形小道，把神仙桥、阎王鼻子、通天凳等险峻隘口，变成了我们有路可行、敌人望之却步的要卡。在电话通讯联络上，我们还创造了“飞线”，将电话线架设在敌人不易发现的、不易攀登的山峰顶上，把所有高山都互相连接起来，保证了部队指挥畅达，顺利自如地对付敌人。我军还在狼牙山上修筑了很多战备仓库。日寇视狼牙山根据地为眼中钉，1941年秋，调集重兵，对其进行“铁壁合围”。
1941年9月23日拂晓，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乙兵团，由定兴、方顺桥附近分三路纵队西进，对易县北娄山附近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指挥的部队开始了围攻。
24日清晨，2500多名日军在日本侵略军山地指挥官高见的率领下，兵分九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张牙舞爪地向北娄山西部的狼牙山扑去，汉奸赵玉昆也耀武扬威地率领着伪军包围了狼牙山。
此时狼牙山上除了邱蔚率领的一团外，还有易县、定兴、徐水和满城4个县的游击队和党政机关人员以及狼牙山周围村庄的群众两万多人。
当时一分区司令部驻扎水泉山南面的张家庄。杨成武司令员从多方面报来的情况分析、判断，25日敌人对狼牙山将发动更为猛烈的进攻，我军一团不能在狼牙山上继续与数倍于我的日军决战，必须从狼牙山突围，并掩护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为了避免损失，杨成武司令员命令在狼牙山西南的岭西、上下隘刹、东西武家庄子一带的三团和二十团向管头至甘河一带敌军佯攻，吸引敌军主力南下，给被困在狼牙山的军民闪出突破口，掩护机关和群众安全突围。
时至下午3点左右，三团、二十团按照部署在南边开始佯攻，东北之敌果然中计南下，狼牙山东北角碾子台、沙岭子一线空出了很大的缺口。邱蔚团长抓紧时机，留下七连牵制迷惑敌人，率主力掩护党政机关人员和两万多名群众迅速向北转移。
9月25日拂晓前，转移队伍跳出了狼牙山，转移到碾子台、莲花山以北地区。敌人却认为一团主力部队被他们围住了。拂晓，500多日伪军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向狼牙山发动总攻。七连连长刘福山和指导员蔡展鹏带领全连战士，在民兵的配合下，分兵把口，灵活御敌，在敌人必经之路埋下地雷，从各个方向朝敌人射击，造成漫山遍野都是八路军的假象。在激烈的战斗中，连长负了重伤，他带领的二班和机枪班的同志大都牺牲了，情况危急，指导员找到六班长马宝玉同志说“你们在山上掩护，一定要坚持到中午，争取让地方干部、群众走得更远一些，让连队主力安全突出去。然后看情况，能往哪儿撤就往哪儿撤，明天到规定地点集合。”马宝玉坚定地回答“指导员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指导员给六班补充了一些弹药，并留下了所有的地雷，接着就带着连队向龙王庙子方向突围。
此刻，六班只剩下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五位同志。为掩护地方干部、群众和部队安全转移，他们把围攻狼牙山的日军引向了东山口。
东山口两面是山，崖高壁陡。山口内有一条小横岭。进东山口翻过小横岭，沿着一条曲折的小道能上棋盘坨。
马宝玉他们站在小横岭上向日军射击。日军上钩，扑向东山口，先头部队踩响了六班事先埋在东山口外的地雷，炸死、炸伤10余人。后面上来的敌人继续向东山口猛扑。马宝玉一边指挥，一边不时回头看山上转移的群众。一直等到山上已没有动静，部队和群众已全部转移，才下令“撤”!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仅用4个月零18天就把中国的东三省全部占领了，紧接着于1932年拼凑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又发兵攻击联接关内外的要塞山海关，从此将侵略魔掌伸入关内。1933年3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所部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承德。日军占领热河之后继续南下，直逼长城各口，一时间华北震动，平津告急。正在南方忙于“剿共”的蒋介石，急忙从各地抽调30万兵力，沿长城一线抵抗进犯之敌。3月5日，长城抗战打响了。西起南天门、古北口，中经罗文峪、喜峰口，东至冷口、界岭口，中国军队依托古老的长城，与日军展开了激战。防守喜峰口、罗文峪的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怕死的精神，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进行了殊死搏杀，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寇3000多人，取得了著名的喜峰口、罗文峪大捷，29军大刀队从此扬威海内外。29军也成为与上海“一.二八”抗战的19路军齐名的抗日劲旅，该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均获得最高级别的青天白日勋章，成为一代抗日名将。缺乏纵深的长城防线毕竟经不起日军的攻击，因为它的坚固程度不是取决于最强大的环节，而是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虽然29军防守的喜峰口、罗文峪坚如磐石，使日军未能越雷池半步，但日军从晋军防守的冷口突入长城以内，然后向中国军队侧后迁回。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后撤，长城防线土崩瓦解。不得不签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通过这个协定，日军把实际控制范围推进到冀东。
《塘沽协定》的签订，表面上使北方的局势暂时平静下来，但平静的背后孕育着更大的危机。从此，平津化为边塞，华北的冀、鲁、晋、察、绥五省全部暴露在虎口之下了。《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又掀起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日本人为这个运动起了个“自治”的好名，而实际上就是想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6月27日，日本以“张北事件”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屈辱的《秦土协定》。日方通过这个协定达到了实际控制察哈尔省北部的目的，29军大部被迫撤出察哈尔省北部地区，移驻河北。国民政府由于卖国心虚，对签署的屈辱条约秘而不宣。日本人看透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心理，借机发挥，大肆加码，中方口辩无凭，致使主权受到了比原订条款更为严重的损害。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得手后，又将目标转向了河北。他们的做法还是惯用的卑鄙套路先制造借口，然后以此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逼签协定。为此，日军华北驻屯军暗中雇佣杀手，将住在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举报人胡恩溥和白逾桓枪杀，然后诬称是国民党蓝衣社干的，以此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
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
（二）将于学忠第51军撤走；
（三）将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完全取消；
（四）将国民党中央军撤离河北；
（五）禁止全国排外、排日行动。
在日方的威逼之下，国民政府一一照办。日寇预谋得逞，但仍不罢休。6月11日，日方派人携带一份由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来到北平军分会，由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签字盖章后送交梅津。日方在达到目的之后，何以多此一举呢？其实，他们的企图在于以这种方式履行“协定”的签字手续，使侵略事实合法化。何应钦既不敢公开签署卖国协定，又不敢对日方有丝毫反抗，于是来了个36计走为上，慌忙离开北平逃之夭夭。日方对何应钦的心思洞若观火，于是要了一个新花招，不再坚持由何应钦在“备忘录”上签字，只要求中国方面给一个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日方的“灵活”姿态正合汪精卫、何应钦的心意。这种明不签、暗承认的办法，既可满足日方欲望，又可欺瞒全国民众。7月6日，何应钦签署了一份“致梅津函”，内称“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特此通知。”至此，由梅津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致梅津函”组成的特殊的《何海协定》便正式达成了，河北省的大部主权从此被日寇攫取。
《秦土协定》、《何海协定》签订后，日本大大加快了“华北特殊化”的步伐。他们一面怂恿汉奸、地痞游行示威，聚众闹事，一面加紧扶持成立汉奸政权。
1935年11月，由日寇策划扶植的、以无耻汉奸殷汝耕牵头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正式出笼，辖区包括冀东22个县。现今的人们或许难以想象，当年一个受日本人操纵的伪政权就赫然存在于北平城的旁边。
12月，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被迫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29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上述一系列事件，史称“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继侵吞中国东三省之后，又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华北的大部主权，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已被逼到了灭亡的边缘。
傅作义将军1974年4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傅作义（1895年6月27日－1974年4月19日），字宜生，山西荣河（今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安昌村）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先后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等。
1936年11月初，发起百灵庙战役并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挫败日军西侵绥远的阴谋。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剿总”司令。1949年1月促成北京和平解放。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