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说，辅助生殖技术包括精子库、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而今年恰是我国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27周年。尽管我国的试管婴儿比世界首例试管婴儿晚了10年，但作为后起之秀，我国在该领域内的技术及研究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然而，在一路高歌猛进的过程中，试管婴儿这个人造“生命通道”，却由于代孕、多胎妊娠、失独受孕以及余留冷冻胚胎的处理等问题，在伦理、技术、操作管理等层面面临诸多挑战——
近年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以下简称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的门诊总是门庭若市，经常出现就诊咨询人群从一楼排到四楼的情况。中心每天门诊接诊量约为1800～2000人，其中做试管婴儿的患者就有五六十人。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湖南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以下简称中信湘雅医院）。不分节假日，几乎任何时候，这家专科医院总是被各地慕名而来的就诊者挤得满满当当。
两家不同地域的医院，却面临相同的医疗问题：迅速增加的不孕不育患者，对医疗机构的诊治能力提出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不孕不育患者已超过5000万人，平均发病率为12.5%～15%，每8对夫妻中就有一对存在不孕不育症。旺盛的需求催动着我国人工辅助生殖医学工程迅猛发展。
试管助孕的“今生前世”
在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清晨的阳光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照进这间有着果绿色墙壁的大房间，把春天带进了二楼的这间移植室。然而，此时的吉米（化名）却显得有些焦虑。这是她第二次走进这间移植室接受试管婴儿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由于发现丈夫存在少精症，吉米首次在这家医院植入她和丈夫的体外受精胚胎，结果却令人失望——胚胎或被身体分解，或被排出体外。
试管助孕就是把优质卵子、精子取出，放入到试管内受精，然后再移植到子宫里发育、生长。
在决定采用这项技术前，吉米曾对移植的成功率抱有疑虑。结果恰恰是朝着她担心的方向发展，她不够幸运。幸运，或者说是移植成功率的问题，同样也是所有不孕不育者最纠结的地方。
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乔杰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说，影响成功率最大的因素在于病人本身的状态。20多岁病人的成功率可以期待为50%～60%，甚至更高。然而，随着孕龄增长，相应疾病会逐渐增多，成功率则会大幅降低。
“即便你看上去依然年轻，但是你的卵巢只能活到55岁，并且在35岁之后功能就开始直线下降。”该中心副主任刘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生育年龄推后、盆腔炎、多囊卵巢综合征、肥胖等均会影响女性生育功能。“因此女性最好在30岁以前完成生育。”
1978年7月，英国科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与帕特里克•斯特普托的一项研究让科学界平地起惊雷。这项技术就是试管婴儿，它为“上帝之手”未曾触及到的不孕不育患者送来新的曙光。而彼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尚未真正开始。
1986年，在国家“七五”攻关项目的支持下，北医三院、湖南医科大学和北京协和医院三家单位同时分头进行试管婴儿研究。
1988年3月，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萌珠”在北医三院诞生。同年6月，我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罗优群”在中信湘雅医院诞生。
萌珠和罗优群毕业后重返自己诞生的地方，与赋予他们生命的“妈妈”一起工作。“我觉得这项工作是神圣的，它让很多家庭找到那盏希望的明灯。”罗优群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中信湘雅医院院长，卢光琇亲历了30余年来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之路。“这两次成果都避免了对母体创伤较大的开腹取卵，成功运用了腹腔镜取卵。”卢光琇说，到上世纪90年代，阴道B超的发展成为试管婴儿技术史上的里程碑。它创伤极小，而且可以反复操作。
1995年2月，我国首例冷冻胚胎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出生。然而，彼时由于国家不支持做试管婴儿，导致我国相关技术一度搁浅。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试管婴儿技术迎来发展的春天。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来被抑制的需求得到释放，这让我国试管婴儿技术近年来发展迅猛。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以下简称广医三院）主任刘见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近年来，该医院试管婴儿取卵量每年以四位数递增。
多胎的诱惑与风险
周琳（化名）与吉米一样是第二次来北医三院做冻胚移植。她今年35岁，已经有一个5岁大的女儿，但是她和丈夫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为此，他们甚至把户口从城市迁到山东农村老家。
“每次移植医生都会放两个胚胎，如果都能成功，是对双胞胎最好。”她期待地说。然而医生告诉她，多胎妊娠存在较大风险。
“由于胚胎移植并不能保证种一个成一个，为了保证一个周期的着床率，卫生部规定，35岁以下的受孕妇女，第一次只允许移植两个胚胎；35岁以上或者不是第一次移植的，最多不能超过3个。”刘平说。
但即便是双胞胎，多胎妊娠风险也会倍增。统计发现，常规试管婴儿多胎率高达10%以上。
“单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优胜劣汰与人类自然选择的结果。”卢光琇说，多胎妊娠对母体和婴儿都有危害。例如，双胞胎出生低体重风险是单胎的9倍，而脑瘫风险双胎是单胎的5倍，三胎则增加到了17倍。
“最新研究发现低体重出生的孩子易发生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同时脑瘫风险增高。”卢光琇说。
同时，双胎妊娠新生儿死亡率高达10%～12%，是单胎妊娠的10倍。同时发生认知障碍也较高，容易患骨质疏松、贫血病等。
此外，多胎会导致母亲流产率增高，双胎流产率是单胎的2～3倍，早产比例则高达50%。孩子还易患妊娠肝内淤积症，可能造成母亲死亡，此外还容易发生产后出血与抑郁症。
专家表示，在医疗上多胎的补救措施就是减胎。一般在早孕6～7周都可以减胎。减胎的风险远低于多胎的风险。
代孕的去与留
在广东省“八胞胎”案中，亲生父母找两位妈妈进行“代孕”，曾引发法律与伦理的诸多争议。
而刘莉（化名）的情况与此不同，她的生殖系统支持怀孕，但因为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术后心脏不堪重负，她希望“借腹生子”。
然而，由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她的要求被广医三院明确拒绝。
据刘见桥介绍，目前，国际上关于代孕主要有三种处理方式。其中，法国和我国一样，是“一刀切”，不能做；而美国的一些州（如加州），代孕不被认为非法，并且有法律保护双方的协议，像美中桥推荐的HRC生殖医学集团在加州有九家诊所，可以合法代孕，法律保障双方的权益；在英国，有条件的人则可以找人代孕。
而在此次采访过程中，对于我国代孕管理的发展趋向，有关专家则持不同观点。“代孕现在被禁止，是担心它变成一种商业化行为。穷人代孕与卖肾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限制并非没有道理。否则，十月怀胎充满风险，代孕母亲的权益如何得到保证？”卢光琇说。
卢光琇指出，公众不应仅仅看到不孕不育者的权益受损，还应考虑对代孕者的不利影响。“法律与其他配套法规如果不健全，就会引起很多法律纠纷。而在我国尤其如此。”
“代孕的规矩应该根据时代的变迁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能一刀切。”刘见桥说。他认为，不仅应该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代孕问题，还应从技术发展、社会需求等方面综合考虑。
试管婴儿专家、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张丽珠曾表示：“应考虑到生育障碍患者渴望拥有下一代的心愿，面对临床上有需求的病人，不能剥夺他们做父母的权利。”
从1996年9月8日我国首例代孕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诞生以来，张丽珠曾先后培育成功5个代孕婴儿。“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势必引起对其监管政策的修正，而不仅是伦理上的指责。”她表示。
被遗忘的“生命之种”
为确保受孕的几率大，一般女性在经过促排卵后会产生多个卵子，进而结合成胚胎，医生会挑质量好的胚胎植入母亲体内，其余的作为“备选”被冷藏在零下196℃液氮中，静待着有一天父母有需要时再将它们“唤醒”。
吉米也是如此。她与丈夫在一开始培育出11个胚胎，如果此次移植成功，将会把剩余的胚胎冷冻保存。对于剩余胚胎的去留，她表示，如果孩子出生后健康，医院如何处置这些胚胎她并不在意。
“绝大多数进行试管婴儿手术的患者都会有剩余的胚胎，但也有个别情况存在，胚胎质量太差无法保存。”刘平说。作为我国第一个冻融胚胎试管婴儿诞生机构，近年来，随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迅速发展，北医三院的冷冻胚胎也越积越多。
刘平介绍，在进行试管婴儿手术时，医院都会与患者签署相关协议，确定剩余胚胎是保存、销毁还是用于科研。如果保存，需要交付一定的费用。
但绝大多数父母生完孩子后就消失了影踪，这些“生命之种”也被遗忘在医院，何去何从，陷入伦理困境。
其实，销毁胚胎的方式非常简单，只要将其从液氮罐中取出一段时间，它的生命便会自动消失。然而，当前我国尚未有明确的法律和行业规定对此作出要求，因此这些冻胚的处理依然比较敏感。记者了解到，北医三院、中信湘雅医院、广医三院三家医疗机构选择继续“养着”这些“种子”。
在英国，冷冻胚胎保存十年是最高限期。此后，这些冻胚将被销毁、用于研究或提供给其他夫妇使用。部分受访专家认为，从根本来说，这些冻胚仍属于病人。无论销毁还是用于科研，都必须由病人签署同意书，且经过伦理论证才可以使用。
事实上，牵动这些“种子”法律地位和最终归属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关于生命的定义。“在西方国家，这些胚胎一形成就被看做是生命体，而在我国它们只被当做身体组织的一部分。”刘见桥认为，我国应通过立法来明确这些冻胚的去留问题。
生殖储备或引领医学发展
胚胎干细胞又被称为万能细胞，可以自我分化和更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化形成各种组织细胞，如造血细胞、心脏细胞。胚胎干细胞对于修复或替换丧失功能的组织非常重要，全球相关研究方兴未艾。而胚胎干细胞的来源正是这些由精子和卵子培育出的“生命种子”。
“我们会通过请患者填写知情同意书，如果同意将这些细胞用于科研，它们将被送入胚胎干细胞库。”卢光琇介绍，目前，她领导的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胚胎干细胞库，囊括了300多个胚胎干细胞系。
“胚胎干细胞定向培养现在还不能保证成功，但任何科学技术的潜力都是无限的，就像试管婴儿一样——其刚开始的成功率还不到1%。”卢光琇说。
同时，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以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晚婚晚育的行列，健康人胚胎、精子以及卵子储存技术日益涌现，这些为助孕技术增加了新的内涵。
“‘失独’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希望可以通过生殖储备技术，为这些人找到一种弥补的措施。”刘平说。
她同时指出，目前，肿瘤生殖学在一些国家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分科。因为随着医学的进步，国外已有专门帮助病人储存精子、卵子或是胚胎的机构。
“当前，卵子储备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一方面卵子不如精子容易获得，同时卵子里面有很多线粒体、纺锤体等微观细胞结构，长期冷冻是否对其造成伤害仍未确定。”卢光琇说。
然而，由于我国法律不允许代孕，同时未亡人即便有冷冻胚胎也不允许解冻，这些无疑会对生殖储存以及肿瘤生殖学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
对此，刘见桥认为，目前有这种需求的人群并不是特别多，在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法律可以对这些人“网开一面”。
不过，也有专家强调，适龄夫妇在生育的最佳年龄最好抓紧生育，尽量不要“折腾”储备的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