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诗经》的韵脚,到了后代,念起来就不和谐了.这个问题远在六朝的时候就产生了.当时的人,为了说明《诗经》押韵和谐,于是认为某字该改读某音,这就是所谓“叶韵”,或称“叶句”（叶xié,同“协”,就是和谐的意思.）到了宋代,有的人更全面采用“叶音”的办法来说明《诗经》的用韵.例如朱熹在注《关睢》第四章时说“采,叶此礼反；友,叶羽已反.”用浅显的话来说,朱熹的意思就是在这里“采”要读作“妻”字的上声,“友”要念作“以”字的声音.他在注《匏有苦叶》第四章时又说“友,叶羽轨反.”就是说,“友”在这里又要念作“委”字的声音了.这就是说,诗人把某字临时改读为某音,以求和谐.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照这样字音随着上下文变化,所规定的“叶音”是随意的,不规则的.这种错误,在於他们没有看到语言发展的事实,不知道古今的语音并不相同.清代古音学兴起以后,叶音说早已受到彻底批判,直到现在仍有人错误地沿用叶音说.,我们认为,在阅读古诗时,要了解古今语音是不同的,最好能有一些音韵学知识；在朗诵古代的诗歌韵文时,完全可以按照现代普通话的读音来朗诵.我们不可能用古音来念古代的诗歌韵文,也没有必要；更不能采用前人那种改读韵脚的办法（即叶音）,因为那是不科学的.
叶音说。明末陈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奠定古韵研究的基础，彻底批判叶音说，提出了“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提出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古今语音不同说，成为古韵研究的开路先锋。
“叶”指的是“叶（读协）音说”。由于汉语的不断发展，语音会随之渐渐发生变化，从六朝开始，当时的语音与《诗经》时代的读音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渐渐发现《诗经》中的读音按当时的语音来读已经不押韵了，于是人们为了说明《诗经》是押韵的，就主观上改变了某些韵脚的读音。这是错误的主观做法，是不符合语音发展变化的。我们应该从语音的流变去探究语音，而不是主观臆测。
你所说的“服，叶蒲北反”，应理解为“服”字在这里是用以叶音，读作“蒲北反”，即读若“佩”，我不知道你这句话的上下文是什么，这个读音肯定是错的，因为“服”与“佩”没有音同音近的关系、也不属于同一韵部，所以不可能用于通假字，所以二字的语音不可能互通。这也正是“叶音说”的主观性的代表做法，这个读音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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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现在读来不押韵的诗句，在其创作的年代，读起来是押韵的。所以解决不押韵的办法，只能是去考证古音，而不是将不押韵的字硬改成押韵。
古音又称上古音，指周秦两汉时代的汉语语音系统。研究上古音的资料主要有两方面①《诗经》、《楚辞》的押韵字，经书、子书中的韵语，两汉以前的韵文；②形声字的声符。古音学包括古韵、古纽、古声调三部分。对古韵的研究，宋代吴棫启其端，明末陈第批判唐宋学者的古诗叶韵（叶音）说，成为古韵研究的开路先锋；清初顾炎武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奠定古韵研究的基础，他的研究成果反映在所著《音学五书》中；以后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等人，在顾氏的基础上加详、加细，大体上完成了古韵分部工作
补充
声调对读古书——特别是古诗词——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格律诗、长短句和散曲都是讲究平仄的。现代的北方方言——我之所以不说北方人，是因为西南的大片和江南的个别城市（如南京）说的也是也是北方话（下略称官话）——官话里的方言分支大多数是没有入声的。不是说入声字从语言里被删除了，而是派入了其他声调。认不清入声字就分不清平仄，那么作出来的格律诗就没有格律。
“叶音说”是在没有确凿根据的情况下，强改字音以求押韵和谐，并非探明了韵字的本音。其根本错误，就在于对古韵采取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而非历史的观点，不懂得语音是发展变化的。其后果，则是一个字可叶出许多的音，造成汉字读音的极大混乱。所以说“叶音说”是错误的。
清以前的上古韵部研究（反对“叶音说”）
1。反对“叶音说”
对于上古韵部的研究，是从读《诗经》感到不押韵时开始的。《诗经》产生于先秦，随时间推移，语音发生变化。南北朝以后的语音已经与《诗经》时代的语音有明显差别。唐宋以后语音变化更大，但南北朝乃至唐宋时代，人们还没有确立古今音不同的观念，用当时语音读《诗经》，遇到押韵不和谐之处，就临时改读成自己认为合适的读音，把这种做法称为“叶音”、“叶韵”(“叶”也作“协”)、“取韵”。叶音说盛行于宋，吴棫《毛诗补音》是代表作，已亡佚。从朱熹《诗集传》注音中可以看到吴氏叶音的大致情形。至明末陈第才彻底批判叶音说，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今语音不同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在这一学说的指导下，古音学的研究真正走上正确的道路。陈第是古音学的开路者。
2。上古韵部研究的开始
上古韵部研究最早的学者是北宋的吴才老。他创立“古韵通转”之说，但还未能离析古韵。最早离析古韵的人是南宋朝郑庠，他分古韵为6部，但不够科学。
清代上古韵部研究
清代是上古韵部研究的鼎盛时期，先后出现的古韵学家有二三十家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有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和江有诰等。
顾炎武是古音学的奠基者，分古韵10部。（《音学五书》）
江永继承了顾氏的古音学，分古韵13部。（《古韵标准》）
段玉裁全面继承顾氏，江氏古韵研究成果，分古韵17部。段氏也把入声配阴声，相配的入声和阴声为一个韵部。如果把入声独立出来单立为一个韵部，则是26部,比王力29部仅仅少3部。段氏提出“同谐声必同部”的理论，等于运用这个理论对《诗经》韵字之外的所有汉字做古韵分部工作。（《六书音韵表》）
戴震采用阴阳入三分法，并且使主元音相同的阴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相配称为一类。定古韵9类25部。（《声韵考》、《声类表》）
孔广森分古韵18部，比段氏增加1个冬部，提出阴阳对转理论。（《诗声类》）
王念孙分古韵21部，晚年赞同孔氏冬部，总数为22部。（《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
江有诰最初分古韵20部，后来赞同孔氏冬部，总数为21部。（《江氏音学十书》）
上古韵部经过顾、江、段、戴、孔、王、江七家的研究，基本上已成定局。王国维曾对以上七家的贡献评论道“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廿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故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原斯学所以能完密至此者，以其材料不过群经诸子及汉魏有韵之文，其方法则皆因乎古人用韵之自然，而不容以后说私意参乎其间。其道至简，而其事有涯；以至简入有涯，故不数传而遂臻其极也。”王氏的话虽未免说得过于绝对，但基本上反映了经过顾、江等七人的相继努力而将上古韵部建立起来的这一事实。自此七人以后至今，上古韵的分部很少有什么大的变动，所谓增加韵部主要是将入声韵从阴声韵部中分离出来独立成部，以与阴声韵和阳声韵相配。
清以后的上古韵部研究
上古韵部经过清人的辛勤研究，虽然大局已定，清代以后对上古韵部的探讨工作仍然没停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章太炎分古韵23部。
黄侃分古韵11类28部。此二十八部是在章氏二十三部的基础上吸收戴氏的一些部而成的，他说二十八部的确立“皆本昔人，未曾以臆见加入。”黄氏分部的最大特点是接受了戴氏的观点（阴阳入三分法，之前诸家大多为阴阳二分法）（《音略》）
王力在黄氏28部基础上，做改易增补工作，确定周代《诗经》韵29部，战国《楚辞》韵30部。王力29部与30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冬部独立与否上，冬部与侵部合并就是29部，冬部独立就是30部。（《汉语史稿》、《汉语音韵》、《音韵学初步》、《汉语语音史》）
王力先秦古韵三十部具有很大普遍性，不仅适用于《诗经》，也适用于代其他诗歌韵文。《楚辞》的时代比《诗经》晚至少二三百年，在地域上也相差很远，但它们的用韵基本上是一致的。先秦文献不仅诗歌押韵，连散文也押韵.《周易》大部分押韵，《老子》差不多全部押韵，其他各书也常有押韵之处。
罗常培、周祖谟分古韵3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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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后的研究只是作了一些局部性和性的工作，这些工作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对清人研究成果的肯定和发展，它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清人研究结论的严密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对于今人的分部，罗常培、周祖谟与王力分部都比较合理。罗，周二人的分部与王力的差别实际很小，主要只是在祭、月二部的分歧上，而这两部的分合对上古韵部的系统并无多大影响。目前多数教材、辞书、专著都采用的是王力的分部。
把用后代的语音读古代的诗文，不押韵了的韵脚，临时改读为一个押韵的音，即为“叶音”。
梁末·沈重《诗音义》:《诗经·邶风·燕燕》第三章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
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诗音义》“协句，宜乃林反。”
这一现象在南北朝时出现，到宋代朱熹的《诗集传》中体现的尤为突出。
陈第。
1、叶音说的本质是以唐宋音为标准来改读“风骚”的押韵以求和谐，这就严重背离了语音的历史发展规律。
2、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自序》中批判叶音说时指出，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是历史上第一个批评的。
《屈宋古音义·跋》“余少受《诗》家庭，先人木山公尝曰叶音之说吾终不信，以近世律绝之诗叶音者且寡，乃举三百篇尽谓之叶，岂理也哉！然所从来远，未易遽明尔，竖子他日有悟，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余于是默识教言。”
《毛诗古音考·序》“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
，王夫之继承了陈第的思想，并在《叶韵辩》中指出了“叶音说”的十种弊端，对此一一进行分析。
